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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西方組織政治行為理論研究評介
關鍵詞:組織行為;組織政治行為策略;組織政治行為倫理評價
論文摘要: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組織政治行為理論作為組織行為學理論的一個分支,逐步受到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管界重視,并對此作了相當深入系統的研究,向我們揭示了組織內部經營活動復雜性一面。本文將時該領城的研究作一評介,并從組織政治行為的概念、組織政治活動發生的條件、組織政治行為策略類型分析、組織政治行為的倫理評價等四個主要方面進行概括。
對組織政治行為研究源于對組織權力的研究,長期以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管理學界對組織權力的來源、構成以及運用等方面進行了非常系統的研究。與此同時,許多學者注意到,管理者并非完全按照組織業已制定的程序或規則來獲得或行使手中的權力,即組織中的管理者并不總是將組織利益放在首要位置,他們可能會利用手中的權力來優先實現自身利益。據此,有些學者開始提出組織政治行為(PoliticalBehaviour接inOrganization)這一概念,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對該問題研究的深人,西方理論界專門形成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組織政治學(又稱組織政治行為理論)(OrganizationalPolitics)(Pfeffer,1978,Allenetal.,1979),該領域已經成為組織行為學、組織結構理論的重點研究對象。組織政治行為理論主要觀點大多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提出,JeffreyPfeffer和RobertW.Allen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該領域的研究主要著眼于組織政治行為的本質、產生條件、政治行為策略、倫理評價等,本文將依此思路對西方已就該問題所做的研究作一簡要回顧。
一、有關組織政治行為的概念
研究者均給組織政治學下了類似的定義,即它是指個體、團隊或部門采取未經組織認同的行動來影響他人去實現自身目標的行為總稱。但依其道德取向不同,而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
一種觀點將組織政治行為視為一種程序,用于解決組織內部不同利益群體的分歧(Pfeffer,1981)。它其實是討價還價和磋商的一個過程,用以應付不同觀點間的分歧與沖突。在這些學者看來,政治行為是指在存在有不確定性及對選擇方案意見不一致時,獲取、開發并使用權力及其它資源以取得期望結果的行為。他們將政治行為視為組織正常的決策過程,它本身是中性的,對組織并非有不可避免的危害性。
另一種觀點強調政治活動是一種自利性行為(Woodman,1985;Wilsonetal.,1996)),行動主體信奉馬基雅維利主義,它包括不被組織認可的活動,并強調將個人或團體利益置于組織利益之上。這些學者認為組織應該避免這種行為。
Mandison等(1980)則不同意將上述兩種觀點截然分開探討,而認為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即組織政治行為實際上是一把雙刃劍,他們通過對三十個組織的管理者實證研究證明了這一點,并認為管理者能夠鑒別某種政治行為的影響是有害抑或有益,接著較為詳盡地羅列了有害和有利的具體內容。諸如,有益的影響包括個人職業生涯的改善、更有效達成組織目標等;有害的影響包括政治過程中“失敗者”被降級或是失去工作、資源浪費以及造成一個沒有效率的組織文化。應該說,Mandison等人的觀點更為人們所接受。
二、組織政治活動發生的條件研究
(一)組織政治行為發生的普遍性
Pfeff’er(1981)在其著作《PowerinOrganizations)中提出三種決策模式,即理性模式(RationalMode1),政治模式(T’oliticalModel)和混合模式(MixedModel)。他假設到,在理性決策模式下,組織中的行為并非隨意或偶發;組織目標清晰,而且決策思路講究邏輯性;總能找到最優決策方案等。這種模式存在的條件是:完善可靠的信息系統、高度集權、組織內部統一的價值觀等;與此相反,在政治決策模式下,其假設是:組織由許多派別構成,它們各自擁有互不相同的利益、目標及價值觀,甚至對組織目標也互不認同;信息缺乏,對有關決策備選方案的信息也知之甚少;組織內部的討價還價和沖突是常態;強調徹底分權等。接著,他認為,現實中很少有組織能滿足上述任何一種決策模式發生所需條件,組織常態則介于二者之間。對此,他提出一種新的決策模式—混合決策模式,該模式的提出旨在證明,政治行為普遍存在組織當中。
組織政治活動在組織中發生的環節分析
雖然組織政治行為普遍存在,但并不意味著組織每個部門都會發生。根據Gandz和Murray(1980)的研究:當一個組織的各項政策愈模糊不清晰時,組織政治行為愈容易發生,例如對內部各部門之間的相互關系、提拔調動、主管的權責等方面失之明確規定的組織容易發生政治行為。相反,那些清楚界定各自職責即有明確規章制度的組織部門,則政治活動相應少。依據此說法,愈是組織高層,政治行為愈容易發生,因為與組織基層相比,高層對自己職責的界定通常更為模糊。
Allen及其同事(1979)同樣認為,在一個組織中,制度政策相當不明確的部門,政治活動現象最普遍(例如董事會、高層經理層、營銷部等);而政策制度非常明確的部門(生產和部門),政治行為則少。由于政治行為往往是自利性行為,他們進一步解釋,為什么部門總傾向于將那些用于規范自身行為(工作流程)的政策模糊化。Beemon等(1987)認為,組織政治活動的產生概率與對目標的模糊性、決策和績效評定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員工爭奪稀缺資源的激烈程度等成正比例。圖1說明了這些結論。
同樣,Ferris和King(1991)通過對人力資源部門深人研究后認為,由于人力資源管理許多方面(人員選拔、績效考評等)存在固有的高度模糊性,一旦開展這些專項工作時,政治行為很容易發生。
總之,這些研究發現,存在模糊政策的部門(如管理高層等工作行為很難規范化的部門)中容易發生組織政治行為。
組織政治行為發生的其它條件分析
Gray和Ariss(1985)指出,在組織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政治行為發生的可能性不一樣。在組織成立之初,由于組織結構簡單,加之成員多為創業者(Entrepreneurs),普遍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因而政治行為很少發生;但隨著組織日趨成熟和復雜,內部的部門化(Departmentalization)導致出現各種利益群體,政治行為開始出現;特別是當組織趨于衰退時,由于各部門和成員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政治行為更為嚴重。
Pfeffer(1992)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對此間題作深人研究。他認為以下情況容易導致政治行為的發生:(1)組織存在不確定性(Uncertainty)。諸如環境變數太多,組織目標不明確等;(2)利益巨大;(3)各橫向部門的利益相沖突時,即它們之間存在利益消長關系;(4)各部門權力大致相當時。Greenberg(1993)等通過舉一個例子對Pfeffer的觀點進行分析,例如一富翁向一慈善機構捐助1000萬美元,該慈善機構由幾個部門(如拯救瀕危動物、救助無家可歸者等)構成。這些部門主管均想從中分得一杯羹,當然愈多愈好。這時有幾方面因素容易導致政治行為,一是機構的目標是不明確的,它并不能明確規定這筆錢該化在哪里;二是利益巨大,而不是僅500美元,爭奪也就更為激烈;三是各部門之間存在利益消長關系;四是各部門權力相當(因為如果某一部門占控制地位時,它就有權決定資源的分配)。
Robbins(1995)的研究更為深人,他從員工個人以及組織兩方面探討政治行為發生的原因。圖2說明他的結論。應該說,到目前為止,Bobbins對政治行為成因的分析最為深刻。
三、組織政治行為策略類型分析
要了解組織政治行為,我們需厘清政治行為所運用的策略。Mulder,deJong等(1986)在Allen及其合作者有關經理人員調查資料的基礎上,總結出五種策略,之后又有許多學者對此作了補充,F分述如下:
1、控制信息源。具體有:(1)截留那些對自己不利的信息;(2)力求避免與那些想獲得某種信息但自己卻不愿意透露的人接觸;(3)選擇性地披露信息;(4)向別人提供不太相關的信息。Feldman(1988)通過對AT&T’sPhoneStores的調查也證實了這一點。
2、樹立良好形象。具體有:(1)成功者的打扮;(2)總是與組織內工作有成效的人打成一片。Greenberg(1990)還補充了一點,即刻意顯示自己成功和善良的‘面。他們往往首先想組織將認同哪些行為,然后就去模仿這些行為。Ferris和King(1991)稱他們為變色龍(OrganizationalChameleons)。Bobbins(1995)把與此相關的技巧稱為“印象管理”(ImpressionManagement)。 3、尋求支持。強調互利互惠(Reciprocity)。其實在此之間,Vredenburgh和Maurer(1984)指出,尋求他人支持的前提是,你們之間必須相互信任和相互尊重。
4、譴責和打壓他人。當不好事件發生時,尋求替罪羊(Scapegoat)是一種常用的伎倆。Boeker(1992)調查發現,當公司業績下降時,往往通過怪罪于下屬,以使自己免于被降職乃至解雇。盡管有違社會道德,但在公司中這種方式仍被普遍采用。
5、與更有權勢的人聯盟。具體有:①尋求有權勢的人;②尋求聯盟。弱勢群體通過聯盟是獲得權力的有效途徑之一(Feldman,1988)oCobb(1991)也證實了這一點,指出組織中存在幾個群體通過聯合來達到共同目標(如趕走CEO等)。
此外,Bobbins(1995)在上述基礎上,又增加了一策略,即防御性策略(DefensiveTactic),包括不作為、避免責備、避免變革等。并認為,從短期來看,廣泛使用該策略可以很好地增進個人利益,但從長遠看,這種策略會產生許多病態行為,導致組織僵化,叢而降低組織的效率。
Buchanan等(1999)認為組織中,個體或團體常用的政治策略包括:(1)以謙遜的姿態來聽取勸告或接受建議;(2)保持自身的靈活性,即從來不將自己局限于一個職位或計劃當中;(3)有選擇的溝通,即有意識隱瞞信息或者精心選擇說出來的時間;(4)習慣作出躇躊滿志、胸有成竹的樣子;(5)總以管理者身份自居,與下屬保持必要的距離;(6)即使有妥協也是暫時的,因為內心里內乃至日后的行動中仍堅持己見。
總之,通過對政治行為策略的研究,為組織辨析內部是否存在政治行為及其頻繁程度提供信息源,同時也為組織有效遏制政治行為提供重要思路。
四、組織政治行為的倫理評價
倫理道德通常被人們用于衡量組織行為是否合理的一重要標準;社會一直要求組織應將倫理道德作為構建組織管理原則、管理體系的一個基本依據(羅氓,2003)。組織權力重要負面影響之一就是它可能帶來。一個人手中可配置的權力越大,則該權力被其用于實施反道德之目標的可能性就越大(Ferris&King,1991)。許多公司及個人執意向公眾表明自己是道德楷模。但違反道德的事屢有發生。
組織政治行為多少違反倫理道德。雖然目前尚無明確的方法去判定某種行為是否合乎倫理標準,但Velasquez等(1982)已就此作了有益探索。他們提出如下的一個模型(圖3)。模型旨在判斷,哪些條件下,組織政治行為是合乎倫理標準。
五、其他
此外,還要注意的一個現象是,學者們不僅深人研究發生在組織內部的各種政治行為,而且還將研究的觸角伸及組織之間的政治行為。這是因為,組織與組織之間在某種特定的經營環境下爭奪稀缺資源方面所表現出來的政治行為,在很多方面與發生在組織內部的政治行為相似,諸如經由合資、貿易協定、卡特爾等方式構筑聯盟以提升自己的競爭能力(PfefferandSalancik,1978;Burt,1982)。
六、結束語
以上綜述可以看出,組織政治行為理論是對傳統的組織行為理論的一個有力補充,它的提出使我們得以更為全面深人地分析一個組織內部各主體(個體和團體)行為誘因或動機,并據此采取相應措施以規范個體行為以實現組織目標。應該說,組織內部的政治行為是不可能消除的,管理者能做的是:心態上要正確面對組織政治行為;了解它們產生的根源;采取措施正確引導這些行為,以使它們的負面影響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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