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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言說與存在-心學的一個向度

        時間:2024-09-18 14:36:34 哲學畢業論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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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說與存在-心學的一個向度

          言說與存在———心學的一個向度在形上的層面,心學以存在的追尋為其內在向度;后者在邏輯上關聯著名言之域與超名言之域:無論是內在的心體,抑或普遍之道,其"得"(達到)和"達"(表達)都難以離開名言的作用。心體與道能否說以及如何說,"說"與"在"如何定位,等等,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同時也使心學在更深的層面得到了展開。

          一、心體與言說

          王x明以成圣為終極的追求。從形而上的層面看,走向理想之境(成圣)與重建心體有其邏輯的聯系:心體作為內在的本原而構成了成圣的根據。在王x明的心學系統中,心體與良知往往處于同一序列,致良知與知行的互動同時亦意味著對心體的體認。從總體上看,致良知與知行的互動固然更多地側重于歷時性的過程,但這一過程同樣亦涉及言說與體認、名言與對象等邏輯的關系。

          按王x明的理解,心體作為本原,表現為一個統一體:"心,一而矣。以其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傳習錄中》《全集》第43頁)致良知的終極目標,即在于達到心之全體。然而,名言則往往限于某一個側面,因而執著于名言,常常難以把握心體。正是在此意義上,王x明認為:"心之精微,口莫能述。"(《答王天宇》,《全集》第164頁)這里已涉及心體與言說的關系:心體主要不是言說的對象。

          以名言去把握心體,主要表現為理性的辯析、理解過程。在王x明看來,對心體固然要達到理性的明覺,但這種理性的明覺并非僅僅依賴于名言的辯析,它更多地與體認和心悟相聯系。王x明常常以啞子吃苦瓜為喻,來說明這種非名言所限的體悟:"啞子吃苦瓜,與你說不得。你要知此苦,還須你自吃。"(《傳習錄上》,《全集》第37頁)"說"是以名言來表達,說不得,意味著難以用名言來表達。作為一個"說不得"的過程,自悟具有超名言的性質,而所悟的對象(心體)則亦似乎被置于超名言之域。

          名言之域(可以"說"之域)與非名言之域(說不得之域)的區分,當然并非始于王x明,老子提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第一章)其中已蘊含了對可說(可道之域)與不可說(不可道之域)的劃界。在老子那里,可說之域與不可說之域的劃界,邏輯地對應于為學與為道的過程:為學過程指向可說之域,為道過程則指向不可說之域?烧f之域主要與日常的知識經驗界相聯系,不可說之域則往往被理解為形而上之道。與老子不斷地追問形而上之道有所不同,王x明更多地將不可說的心體與個體的存在聯系起來。

          如前所述,心體的意義首先體現于成圣過程。從成圣的的理想出發,王x明上承了儒家區分為己之學與為人之學的思路。前文(第五章)已提及,為己以成己為目標。從人格培養的角度看,心體作為成圣的根據,總是具有普遍性的一面,成己即意味著使具有普遍性品格的心體與個體的存在合一,并通過對心體的自悟而成就人的內在德性。這種為己的過程,也就是使心體實有諸己的過程。與之相對,名言的辯析則往往以成就知識為特點,就其與心體的關系而言,它首先將心體視為理解的對象,從而使二者的關系呈現為能知與所知相互對待的格局。在心體的對象化形式下,對心體的言說往往引向了語義的解析,從而不免偏離成就德性的指歸。王x明曾對此提出如下批評:"吾契但著實就身心上體履,當下便自知得。今卻只從言語文義上窺測,所以牽制支離,轉說轉糊涂。"(《答友人問》《全集》第208—209頁)就身心上體履表現為一個為己的過程,言語文義上窺測,則執著于知識層面的理解,后者往往流于炫人以文辭,從而導向為人之學:"今之學者須有篤實為己之心,然后可以論學。不然,則紛紜口耳講說,徒足以為人之資而已。"(《與汪節夫書》,《全集》第1001頁)

          心體的設定在于為成己提供根據,言說則趨向為人;成己要求化心體為自我的人格,言說則導向化心體為對象。與如上對峙相聯系的,是口耳之學與身心之學的分野。關于口耳之學,王x明有如下評論:

          今為吾所謂格物之學者,尚多流于口耳。況為口耳之學者,

          能反于此乎?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時時用力省察克制,方日漸有

          見。如今一說話之間,雖口講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間已有多少

          私欲。蓋有竊發而不知者,雖用力察之,尚不易見,況徒講而可

          得盡知乎?今只管講天理來頓放著不循;講人欲來頓放著不去,

          豈格物致知之學?后世之學,其極至,只做得義襲而取的工夫。

         。ā秱髁曚浬稀,《全集》第24—25頁)

          口引伸為說,耳則借喻為聽,言說作為交往過程總是包含"說"與"聽",言說需要聽者的回應,聽則是進行對話的前提。在言說過程中,說與聽都首先涉及話語意義的辯析,其目標在于達到知識層面的理解。此時,主體常常耳聽而口說,所謂入乎耳而出乎口;其所說所聽,并未化為內在的人格。唯其如此,故雖在語義的層面能明于理欲之辨,但仍不免有私欲。質言之,外在的言說盡管能達到關于對象的知,但卻不能擔保內在精神世界的完善;口講與心悟有其邏輯上的距離。

          與口耳之學相對的是身心之學。當王x明將"身心上體履"與"文義上窺測"視為的格物致知的二種不同方式時,亦已表現了對身心之學的肯定。從內涵上看,所謂身心之學包含相互聯系的二個方面。其一,與入乎耳出乎口不同,它以身體力行為自悟的前提,將心體之悟,理解為實踐過程中的體認(表現為"體"與"履"的統一);其二,體與履的目標,是化本體(心體)為內在的人格,并使之與個體的存在合而為一。王x明曾說:"世之講學者二:有講之以身心者,有講之以口耳者。講之以口耳,揣摸測度,求之影響者也。講之以身心,行著習察,實有諸己者也。"(《傳習錄中》,《全集》第75頁)所謂講之身心而實有諸己,即意味著具有普遍性向度的心體與個體相融合,成為主體的真實存在。

          可以看到,按王x明之見,言說并不引向心體與個體的溝通,相反,它往往導致心體與自我存在的分離。對王x明來說,關于心體,主要的問題是如何使之實有諸己,而言說與辯析則趨向于對象化。在言說辯析的層面上,意義的表達和理解構成了關注的重心,心體作為對象始終處于言說者之外,說與所說呈現為二元對待的結構。這種辯說往往將意義本身歸結為一個獨立的論域,言說越詳而越疏離心體,所謂"牽制纏繞于言語之間,愈失而愈遠矣。"(《與道通書》《全集》第1207頁)從成圣的維度看,言說的作用主要不在于意義的辯析,而在于規定行為的方向:"蓋古人之言,惟示人以所向往而已。若所示之向往,尚有未明,只歸在良知上體會方得。"(《傳習錄拾遺》,同上,第1176頁)示人以向往,亦即示人以理想之境,這種所向最終又是通過主體自籌的體悟(體會)而達到明晰并獲得認同。

          名言與心體的關系,并不僅僅存在于德性與人格的形成過程。從"所向往"看,主體既要化心體為實有諸己的人格,又應實現從德性到德行的轉化。名言的辯析,屬廣義的"知"的領域,它固然有助于理解心體的至善品格,但執著于此,卻仍未超越知善知惡之知,對成圣的追求來說,重要的是在踐行中使德性獲得外部的確證。正是以此為前提,王x明一再將身心上體履提到了更為突出的地位:"區區格致誠正之說,是就學者本心日用事為間體究踐履,實地用功,是多少次第、多少積累在。"(《傳習錄中》,《全集》第41頁)體究不同于思辨地說,而是實踐中的悟;踐履則是化所悟為實地工夫,在這里,言說的意義似乎已為踐行所消解。

          言說與德行的如上關系,與致良知說及知行之辯無疑有邏輯的聯系。言說屬廣義的知,但這種知一旦離開了踐行過程,就只具有口耳之學的意義。如前文所提及的,心體作為成圣的根據,與良知處于同一序列,心體的"得"(把握),與良知的致,亦有彼此相通的一面。良知之致,無論就達到抑或推行而言,都展開于踐行過程。同樣,對心體的體認及這種體認的確證,也始終離不開實地踐履。在這種對應關系中,言意的邏輯辯析,多少讓位于知行的現實工夫。1

          在名言與心體的關系上,王x明首先將心體理解為超乎名言之域(說不得)的本體。但是由心體的說不得,王x明既未追隨老子,走向帶有神秘意味的玄觀,亦沒有像維特根斯坦那樣,自限于和言說相對的沉默,而是將言意之辨與知行之辨聯系起來。心體雖超乎名言(說不得),但卻并非沒有意義,不過,作為成圣的根據,這種意義主要不是借助言說與辯析來彰顯,而是通過主體自身的存在來確證。這樣,在王x明的心學中,名言的辯析便從屬于個體的自悟,言意之辨上的"說"則相應地轉向了身心之學上的"行"。

          二、名言與道

          心體作為成圣的根據,較多地表現了其內在之維。在更一般的層面上,心體又被理解為存在的普遍根據。后一意義上的心體,往往又與道相通,而名言與心體的關系,亦邏輯地關聯著言與道之辯。

          道在心學的體系中具其雙重品格:它既被理解為本體論意義上的存在根據,又表現為認識論意義上的真理,前者側重于對存在的規定,后者則是對這種規定的把握,二者彼此交錯,使道具有了統一性原理的意義。盡管心學始終以如何成圣為其哲學主題,但與歷史上其他哲學系統一樣,心學始終難以忘懷對統一性原理的追問,事實上,成圣與求道在心學中乃是一個統一的過程。

          作為統一性原理的道,是否表現為名言之域的對象?王x明對此提出了如下看法:"道不可言也,強為之言而益晦;道無可見也,妄為之見而益遠。夫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見齋說》,《全集》第262頁)此所謂"不可言",與前文的"說不得"涵義相近,均指超越名言。道首先不是言說的對象,如果勉強地以名言去說,則反而使道遠離人。一般而言,名言具有敞開存在的作用,在認識之光尚未照射之前,對象往往處于自在形態,而認識的過程總包含著名言的規定與表達作用:在這一意義上,確乎可以說,名言將對象敞開于主體之前。但從另一角度看,名言往往又有遮蔽對象的一面。作為思維的形式,名言凝結了認識的成果,這種成果作為先見而影響著人們對對象的把握,它既構成了達到對象的必要條件,又在一定意義具有某種排他性。同時,在經驗知識的領域,名言所達的,常常是對象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層面,及于此往往蔽于彼。王x明認為強為之言而益晦,妄為之見而益遠,似乎主要就后一意義而言。

          當然,道本身雖超越名言,但走向道的過程并非完全隔絕于名言;就儒學的系統而言,五經便常常被理解為達到道的中介,而五經即是由名言構成的意義系統。不過,名言(包括表現為名言系統的五經)雖然是達到道的中介,但卻只具有工具的意義,因而不可執著:

          得魚而忘筌,醪盡而糟粕棄之。魚醪之未得,而曰是筌與糟粕,魚與醪終不可得矣。五經,圣人之學具焉。然自其已聞者而言之,其于道也,亦筌與糟粕耳。(《五經臆說序》《全集》第876頁)

          五經只是得道的手段,一旦把握了道,便不必拘泥于五經的名言意義系。這種看法,對松弛傳統經學的束縛、超越詞章訓詁之學,無疑有不可忽視的意義。

          從名言與道的關系上看,王x明的如上觀念與傳統的言意之辯顯然有其歷史的聯系。魏晉時期,王弼對言意關系曾作過如下規定:"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周易略例·明象》)這里的言具體指卦辭,象則指卦象(含有范疇之意),二者引伸為名言;與之相對的意,則可泛指一般的原理。在此,言與象即(名言)即被理解為達到意(一般原理)的工具,而這種工具與所要達到的對象(意)的關系又完全是外在的:一旦得意,即可忘言與象。王x明對五經所代表的名言系統與道的關系的理解,在理論上無疑上接了王弼玄學的言意之辯。當然,王弼在這方面似乎走得更遠:由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王弼進而引出"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的結論(參見同上),亦即將放棄名言視為把握普遍原理的前提。相形之下,王x明則并未放棄對名言之工具意義的承諾。

          與得魚而棄筌、得道而棄五經相近的,是維特根斯坦的拋梯之說。維特根斯坦在其《邏輯哲學論》的結尾處,曾寫下了一段頗有意味的話:"我的命題可以這樣來說明:理解我的人當他通過這些命題——根據這些命題——越過這些命題(他可以說是在爬上梯子之后把梯子拋掉了)時,終于會知道是沒有意思的。"(《邏輯哲學論》6。54,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97頁)按早期維特根斯坦的看法,形而上學的問題無法以命題來說,他的《邏輯哲學論》即在于展示這一事實,亦即"說"不可說(說形而上學之不可說),一旦理解了形而上學問題與有意義的命題之間的關系,則他所說的一切便都可以懸置。王x明在強調道不可言的同時,又提出得道而棄五經,亦即把五經的名言系統視為達到"不可言"之道的工具,其思路與維特根斯坦的"拋梯"之說確乎有類似之處。事實上,王x明亦常常把經典比作階梯,認為"六經原只是階梯"(《全集》第786頁),階梯是達到的目標的手段,而不同于目標本身,同樣,經典的名言系統對道的言說盡管可以引向道,但這種言說也有別于道本身。

          不過,與早期維特根斯坦由不可說走向沉默(以沉默為處理形而上學問題的最后立場)有所不同,王x明在反對執著于名言的同時,又把注重之點轉向與名言辯析相對的體悟,而從說到悟的轉換之前提,則是道體與心體的溝通:"道無方體,不可執著。卻拘于文義上求道,遠矣!艚庀蚶飳で螅姷米约盒捏w,即無時無處不是此道。亙古亙今,無終無始,更有甚同異?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即知道知天。""諸君要實見此道,須從自己心上體認,不假外求始得。"(《傳習錄上》,《全集》第21頁)如前所述,心體與道體的合一,乃是心學的基本預設。這里值得注意的是王x明將文義上(名言意義系統上)求道與心上體認區分開來,以自心體認作為把握道的更重要的形式。此所謂體認,亦以道體與心體的合一為其指歸。不過,與本體論上的先天規定不同,由體認而達到的合一,更多地表現為個體對普遍道體的內在認同;前者(本體論意義上的合一)展示的是道與心之間的邏輯關系,后者(由體認而達到的合一)則是主體的一種境界。

          名言的辯析首先指向對象的邏輯關系,心上的體認則落實于主體的境界;從文義上求道到心上體認,表現為由邏輯關系的把握,到化道體為境界。境界不同于一般名言所表達的知識,所謂’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全集》第94頁);其所得,其所存,"在知道者默而識之,非可以言語窮也"。(同上,第64頁)默而識之既不同于消極意義上的沉默,也不同于外在的語義辯析,它從對象性的認識,轉向內在的自悟,并由此而將對道體的體認,融入主體的意識結構,使之與人的存在合一。質言之,在王x明的心學中,得道(悟道)主要不是對外在的超驗本體的認識,而是表現為主體境界的形成與提升,這一思路可以看作是身心之學的邏輯展開。

          從哲學史上看,在名言與道的關系上,傳統哲學似乎表現出二重路向。自先秦以來,一些哲學家對名言能否把握道作了肯定的回答,并較多地考察了如何以名言把握道的問題。荀子認為,"辯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荀子·正名》),其中已蘊含名言的辯析能達到道之意!兑讉鳌穼γ栽诎盐掌毡橹郎系淖饔靡脖憩F出樂觀的確信:"圣人立象以盡言,設卦以盡情偽,系辭焉以盡其言。""《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易傳·系辭上》)即易的名言系統與天地之道具有同一對應關系,故能涵蓋窮盡后者。宋明時期,張載大致上承了以上傳統,并對此作了更明確的闡述:"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故變化之理存乎辭。言,所以顯變化也。""擬之而后言,議之而后動,不越求是而已。此皆著爻象之辭所以成變化之道,擬議以教之也。"(《易說·系辭上》)就是說,形而上之道并非超越于名言之域,主體能夠以概念范疇言說、把握普遍之道。爾后王夫之肯定"言、象、意、道固合而無畛"(《周易外傳·系辭下》),體現的是同一思路。

          與以上傳統有所不同,另一些哲學家則更多地將注重之點指向道的超名言這一面。在如何把握道的問題上,孟子提出自得之說:"君主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孟子·離婁下》)此所謂深造,并不是名言文義上的辯析,而是個體的體悟,其具體形式表現為盡心:"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者,則知天矣。"(《孟子·盡心上》)作為盡心與自得的統一,深造以道所追求的是道與個體存在的融合。1老子把道規定為"無名之樸"(《老子》三十七章),更明確地突出了道之超名言性質;與之相聯系的則是"為道日損"說,日損意味著懸置已有的名言系統,以日損為把握道的前提,彰顯的便是道與日常名言的邏輯距離。莊子對可言與不可言作了區分:"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莊子·秋水》)所謂不可以言論。不能以意致者,也就是形而上之道。在莊子看來,道是無界限的整體,言則有所分,"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莊子·齊物論》),因而一般名言難以達到道。儒道之外,佛家亦涉及第一因與名言的關系。較之印度佛教之注重名相的辯析,中國的禪宗更多地傾向于對名言的消解。自慧能以后,禪宗往以頓悟為成佛的主要途徑,并由此主張"不立文字",其機鋒、棒喝都表現了一種非名言的悟道方式。

          以上二重路向當然是一種分析的說法,每一哲學家或哲學流派本身亦有多重性,但在主要傾向上確乎呈現出各自的特點。從總的思維趨向看,王x明在名言與道的關系上,無疑明顯地地認同了對道的非名言把握方式。當然,王x明以心立說,道體的規定邏輯地關聯著心體。作為心學系統的展開,道的體認更多地指向成就德性,得道、悟道則具體表現為化道體為境界。在此,道的超名言維度取得了道與個體存在為一的形式。

          通過自悟而化道體為境界,最終總是落實于主體的在世過程。以名言論析道,可以在思辨的層面展開,亦即以言說為其方式,但道與個體存在的合一,則須通過存在過程本身來確證。道作為統一性原理,同時也構成了一種超越的理念,所謂萬物與我為一,便可視為道的理念內化于主體意識而達到的境界。這種境界使人超越了個體的小我,形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浩然胸懷。作為一種真實的境界,與道合一并不僅僅表現為精神上的受用,它要求通過身體力行而展現于外。正是在此意義上,王x明一再強調:"人須在事上磨練做功夫,乃有益。"(《傳習錄下》《全集》第92頁)所謂知行合一,同時也意味著內在的境界與外在的踐行之統一?傊黧w與道的關系,既非體現為思辨的論析,也非停留于消極的沉默,同樣亦非限于精神的受用;罏榫辰缗c境界外化為踐行是一個統一的過程。

          一般而言,對道(統一性原理及發展原理)的認識往往具有世界觀的意義,作為世界觀,它并不僅僅以名言辯析的方式存在,也非單純地表現為一種對象意識。對世界的一般看法總是同時融合于主體意識之中,并在這一過程中逐漸凝結為智慧之境。智慧之境不同于以一般名言所表達的知識,它蘊含著其自身多方面的內容。首先是以道觀之。在經驗領域中,認識往往注重分別,并相應地容易執著于一偏之見。智慧之境則以無對揚棄了對待,以道的觀點(全面的觀點)超越了經驗領域的分別。在此,境界已具體化為主體認識世界的一種立場和態度,而這種立場與態度又構成了克服一偏之見,達到辯證綜合的內在條件。在善的追求中,智慧之境以從心所欲不逾矩為其表現形式。從心所欲意味著出于內在意愿,不逾矩則是合乎理性規范;二者的統一,使主體超越人為努力而達到了從容中道的境界。在這種精神境界中,人的行為不再出于勉強或強制,而是以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為其特征,后者也就是道德領域中的自由之境。人的境界當然不限于向善,它同時指向審美之域。就后一領域而言,智慧之境展開為一種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相統一的意境。合目的性的內在意蘊是化自在之物為為我之物,合規律性則意味著自然的人化不能隔絕于人的自然化。人的本質力量與天地之美相互交融,內化為主體的審美境界,后者又為美的創造和美的觀照提供了內在之源。可以看到,作為與人的存在合一的境界,智慧之境并不是一種抽象的精神形態,也沒有任何神秘之處,它之與人同在,即"在"主體以道觀之的求真過程、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向善過程、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相統一的審美過程之中?傊,主體的存在融合了其境界,境界本身又在主體現實地、歷史地"在"中得到確證。王x明關于道與境界的看法無疑包含了不少心學的思辯,但他肯定對道的體認不同于一般的名言知識,要求將道的體認與個體存在加以融合,并把化道體為境界與化境界為踐行聯系起來,則似乎并非毫無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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