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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心學一辯-元代吳澄的心學觀
說到心學,人們很地會想到宋明中的陸王之學。[1]應當承認,這種聯想由來已久,在吳澄(1249~1333)生活的元代,時議已將所謂“以心為學”的心學頭銜加諸陸九淵[2]。由于治心之學一向被視為佛老二氏的禁臠,因此,陸學被目為心學,正如它被指為禪學一樣,其中不無貶損之意[3]。吳澄則認為,這種觀念基本上是一個誤會:心學并不獨指陸學,從堯舜直到周程諸子無不以心為學;儒家有著足以與佛老之學頡抗的心學傳統。
吳澄的這一新見,從直接的意義上說,是為陸學進行了辯護,而其更廣的意義則是為心學正名。為心學正名,首先要做的工作是指出(毋寧說是發掘)從堯舜到周程諸人的心學成分,其次還必須對儒家心學與佛老養心之學作出區分。以下,我們就來檢視這些論證(arguments)。
一
吳澄所說的心學究竟何指?在吳澄所著書中找不到一個有關心學的定義(definition),多數情況下,他直接使用了“心學”這個詞而未加以說明。因此,我們只能借助于語用學(pragmatics)來了解。
吳澄說:
以心為學,非特陸子為然,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顏、曾、思、孟,以逮邵、周、張、程諸子,蓋莫不然。故獨指陸子之學為本心學者,非知圣人之道也。(仙城本心樓記,26:11a)[4]
“以心為學,非獨陸子為然”,這句話至少肯定了陸九淵是“以心為學”;而“獨指陸子之學為本心學者,非知圣人之道也”,這句話則至少肯定了陸九淵之學是“本心學”。綜合這兩句話,不難推知:“以心為學”即形成所謂“本心學”。據此,不妨認為,“以心為學”是對“本心學”的一個解釋,它表明這種“本心學”是以“心”為研習對象。
嚴格而言,“本心學”應當是“以本心為學”,即以“本心”為研習對象。如果說“以心為學”就是“本心學”,那么,“以心為學”中的“心”應當是指“本心”。吳澄將“本心學”直接理解為“以心為學”,這反映出:對他而言,“心”與“本心”的區分并不十分嚴格。當然,換一個角度說,“本心“與”心“也的確未可截然相分,“本心”的“本”字可以視為形容詞,這樣,就象白馬同樣是馬,“本心”也仍然是“心”,因而,“本心學”毫無疑問從屬于廣義的“心學”。吳澄在別的地方即用了“心學”這樣的提法,如:
心學之妙,自周子、程子發其秘,學者始有所悟,以致其存存之功。周子云“無欲故靜”, 程子云“有主則虛”,此二言,萬世心學之綱要也。(靜虛精舍記,24:29b)
從“萬世心學”這樣的提法來看,“心學”的存在決非一日。這里所說的“心學”固然可以理解為“本心學”,但是,如果考慮到“本心學”這個名稱出現時間較晚(“本心學”之聞名顯然與陸九淵有關),那么,使用“心學”這個名稱就比用“本心學”更有普適性。而當吳澄把心學之妙歸結為周程之語時,這里的“心學”就更非陸九淵式的“本心學”所能代替。當然,就形式而言,“心學”一詞未嘗不可以視為“本心學”一詞的簡稱,因而,言“心學之妙”、“萬世心學”而不言“本心學之妙”、“萬世本心學”,就可以理解為出于行文從簡的考慮。究竟是出于何種考慮,此處姑且不論,確定無疑的是:吳澄是用了“以心為學” 而不是“以本心為學”這樣的提法來說明他所說的“本心學”或“心學”。因此,如果把吳澄的“心學”簡單地理解為就是指有關“心”之諸說,應該是沒有什么的。
二
把“心學”理解為有關“心”之諸說,而不是某種特殊的“本心學”,這對吳澄論證從堯舜直到周程諸子皆是“以心為學”也比較有利。這樣一來,只要能找出他們有關于“心”的說法,也就達到了論證的目的。相對于主要只是孟子陸九淵等人所使用的“本心”概念,“心”則是大多數學者都會涉及的名詞。因而,要發現有關“心”的學說,比起尋找有關“本心”的討論顯然容易得多。且看吳澄是怎樣論證自堯舜以至于周程諸子皆是“以心為學”的。
吳澄首先論證:儒學的性質決定了它必然要以心為學。對儒家而言,所求者無非“道”也,《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而“道之為道,具于心”(仙城本心樓記,26:10 a),因此,吳澄的確有理由提出如下的反詰:“豈有外心而求道者哉?”(仙城本心樓記,26:10 a) 以求道為己任的儒學,其與世俗之學的分別在哪里呢?吳澄將之概括為實與華、內與外之別:“夫學亦多術矣。詞章記誦,華學也,非實學也;政事功業,外學也,非內學也。”(王學心字說,5:27b)那么,如何又才能稱得上實學、內學呢?“知必真知,行必力行,實矣,內矣!保ㄍ鯇W心字說,5:27b)
順此思路,一直追問下去,吳澄最后就推出“舍心而他求,則無以為學”這樣的結論:
然知其所知,孰統會之?行其所行,孰主宰之?無所統會,非其要也;無所主宰,非其至也。孰為要?孰為至?心是已。天之所以與我、人之所以為人者在是,不是之求而他求焉,所學何學哉?(王學心字說,5:27b)
單從上說明儒學是“以心為學”,似乎還缺乏足夠的說服力。吳澄乃進一步提供了一些具體例證。從堯舜到周程諸子,儒家薪火相傳,為數眾多,吳澄當然不可能一一作出說明,他只選擇了若干代表進行分析。
。1)孔子 要論證儒學是“以心為學”,不能不考察作為儒學創始人的孔子的思想。 然而,遍觀《論語》,很難找到孔子有關“心”的言論。吳澄當然無法否定這一事實,但是他作出了兩點解釋。首先,《論語》中雖然沒有記載孔子有關“心”的言論,但孔子教導弟子在日常事物上處理得當,其中正體現了“心”的作用:“孔子教人未嘗直言心體,蓋日用事物莫非此心之用,于其用處,各當其理,而心之體在是矣!保ㄏ沙潜拘臉怯,26:10a)易言之,“圣門之教,各因其人,各處其事,雖不言心,無非心也。”(王學心字說,5:27b)其次,《論語》中沒有記載,并不代表孔子就從來不言心,事實上,孔子言心之語就見于《孟子》之書:“‘操舍存亡,惟心之謂’,孔子之言也。其言不見于《論語》之所記,而得之于孟子之傳!睋,吳澄結論說:“則知孔子教人非不言心也,一時學者未可與言,而言之有所未及爾!保ㄏ沙潜拘臉怯,26:10a) 前一個解釋難免有附會之嫌。后一個解釋倒是提供了文本根據,但與孟子原文小有出入:“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孟子·告子上》)。孟子只說“操舍存亡”是孔子之言,“惟心之謂”則是他自己的推測之辭,并非孔子的原話。吳澄在引用時,把“操舍存亡,惟心之謂”直接當作孔子之言,這是不夠準確的。不過,這種說法可謂前有來者:程朱即以此言歸之孔子。 [5]孔子既有此語,因而在吳澄看來,將其列入心學之統系,自是理所當然。
。2)孟子 如果說,以上對孔子“以心為學”的論證尚不無牽強之意,那么,吳澄在論孟子“以心為學”時則顯得更有理據。吳澄說:“孟子傳孔子之道,而患學者之失其本心也,于是始明指本心以教人。其云‘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耳目之官不思則蔽于物,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而其小者不能奪也!保ㄏ沙潜拘臉怯,26:10b) “失其本心”之說固為孟子所創:“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保ā睹献印じ孀由稀罚 然吳澄文中所引孟子諸語[6]是否即本心之教,《孟子》書中對此并無明確指示,不過是吳澄個人的理解而已,因此尚須推敲。從孟子原話的上下文來看,“放其心而不知求”中的“心”當是指仁義之心,而“心之官則思”中的“心”則是指知覺器官,這兩句話中“心”字用法并不相同。仁義之心可以說是本心,而作為知覺器官的心則不能說就是本心,二者不可一概而論。吳澄將之一并列于孟子“明指本心以教人”之后,不能不說有欠分疏。不過,無論孟子這些話是否為“本心之教”,明白無誤的是:它們都是有關“心”的討論。在這個意義上,當然可以說孟子是“以心為學”。就儒家心學的來看,孟子是真正開啟源頭的人物。雖然吳澄將心學之源上溯到堯舜,但也不能不承認:“孟子始直指而言‘先立乎其大者’,噫,其要矣乎!其至矣乎!”(王學心字說,5:27b)
。3) 宋儒 宋儒當中,陸九淵“以心為學”這一點已毋容多說,因此,吳澄主要的任務是揭示其他諸子的心學思想。吳澄歷數了邵、張、周、程等人有關“心”之觀點:“邵子曰‘心為太極’,周子曰‘純心要矣’,張子曰‘心清時,視明聽聰,自然恭謹,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程子曰‘圣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入身來’!保ㄍ鯇W心字說,5:27b~28a)。心性論是宋代儒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在宋儒的思想中要找出有關“心”之說法并非難事。不過,一般認為,宋儒之中,陸九淵的更集中于有關“心”的理論。如果要從嚴格意義上講“以心為學”,恐怕只有陸九淵的哲學比較符合。吳澄既肯定孟子學為“陸學之所從出”(仙城本心樓記,26:10b),同時又認為邵、張、周、程“皆得孟子之正傳者也”(王學心字說,5:28a)。其實邵、張、周、程等人自身并無這種認同,吳澄也并非不了解于此,而他之所以提出此說,無非是藉此提醒人們注意陸九淵之外宋代其他學者的心學思想而已。
不止于此,吳澄標舉儒學皆是“以心為學”的整個目的,也正是為了彰顯儒家的心學傳統這個一向為人忽視的領域。矯妄必先過正,儒學皆是“以心為學”,這樣的提法難免過甚其辭,但是,吳澄的論證向人們表明:儒家并非如常人想象的那樣缺乏有關“心”的討論,事實正相反,儒家自始至終都在關注“心”的問題。
責任編輯:應屆畢業生論文網
三
然而,儒之為儒,其在心學上又如何體現?儒家亦承認,佛老之學專意于養心,如果說,儒家是以心為學,那么,儒與佛老何異?吳澄為心學正名,無法回避這樣的。
關鍵在于,吳澄指出,佛老所養之心與儒家以心為學之心其實并非一物。吳澄對本心的作了如下規定:
仁者何?人之心也。(黃東字說,5:25b)
仁者,天地生生之心也,而人得之以為心。(靜虛精舍記,24:30a)
以上所說的“心”,皆是指“本心”。與陸九淵一樣,吳澄有時也把本心簡稱為心[7]。仁者,人之心。易言之,心(本心)以仁為內容。也就是說,吳澄把本心的內容規定為仁。
當吳澄把本心的內容規定為“仁”時,這個“本心”已經接近于“天命之性”的意思。事實上,吳澄的確不在意對這兩個概念作出區分,“本心至善,天命之性”(慶原別墅記,24:19a)之類的提法就是一個清楚的說明。如果“本心”即“性”(天命之性),那么就會產生這樣一個問題:本心與心又是什么關系?換言之,本心是否還是心呢?吳澄在論性與心的關系時,繼承了“心統性情”的觀念,認為心是“性之郛郭”(仙城本心樓記,26:10a)。如果本心即性,那么,也可以說心是本心之郛郭。這樣一來,心似乎就被劃分為本心與非本心之心兩個層次,而對吳澄本人來說,本心只是心的另一種稱呼,并不是心的某個部分。
吳澄并沒有意識到本心即天命之性這個提法可能帶來的這些問題,他的本意只是要賦予本心以道德屬性,從而使本心區別于佛家所講的清凈寂滅之心而已。佛家言心好談覺悟,如果只限于指出心的知覺意義,那么,何以辯儒釋之異?訴諸本心的道德屬性(仁義禮智)就成為吳澄為捍衛儒家心學而采取的策略:
所存之心何心哉?仁義禮智之心也,非如異教之枯木死灰者。仁義禮智四者統于一者,一者仁也。(靜虛精舍記,24:30a)
本心以仁義禮智為內容,這就決定了它不可能只是個體封閉孤立的精神修養,而是在處理人倫關系時形成的交往理性。吳澄指出仁與事的關聯,正強調了儒家以仁為心的實踐品格:“仁,人心也,然體事而無不在,專求于心而不務周于事,則無所執著,而或流于空虛。圣賢教人,使之隨事用力,及其至也,無一事而非仁,而本心之全德在是矣!保ㄋ臅匀输洠10:10b)
因此,要做到“不失其本心”,正確的就不是離卻事物專守此心,而是在處事應物之際體現此心:“迎接酬酢,千變萬化,無一而非本心之發見,于此而見天理之當然,是之謂不失其本心,非專離去事物寂然不動以固守其心而已也!保ㄏ沙潜拘臉怯洠26:10a)
“迎接酬酢,千變萬化,無一而非本心之發見”,這里實際包含了以本心為體以日用常行為用的體用論思想,類似的說法還有:“日用事物莫非此心之用”(仙城本心樓記,26:10a)。以本心為日用常行之體,無非是說明本心對人的具體道德行為有指導作用。
人的境遇雖然千變萬化,但他的道德抉擇則無一不是出于本心。既然出于至善之本心,那么,人的道德活動就應當都是善的。但事實上,人的行為并不都是善的,當然,這可以解釋為:當人做了不善的事,他就不是真的出自本心。問題是,如何判斷哪些行為是出自本心哪些行為不是出自本心?在這一點上,人不能只憑自己的感覺,比如心安之類,事實上,人往往不知道自己做得是否正確從而無法心安。在此情況下,提出,只能訴諸一個公共的評價體系:理。
基于這種考慮,吳澄也不得不把鑒別本心的標準放在天理那里,“于此(按:指迎接酬酢,千變萬化)而見天理之當然,是之謂不失其本心”(仙城本心樓記,26:10a)、“于其用處,各當其理,而心之體在是矣!保ㄏ沙潜拘臉怯,26:10a)!耙娞炖碇斎弧、“各當其理”,然后可謂“不失其本心”、“心之體在是”,由此可以推出“天理即本心之呈現”這樣的命題。 [8]
在心(本心)的內涵中引入道德理性,從而使儒家以心為學之心區別于佛老所養之心,這也正是吳澄所理解的儒家心學的標志性特征(symptomatic character)。
盡管如此,日后由陽明著力而在明代中期以降蔚為大觀的心學思潮,還是一再被誤解為佛老心學的變種(alternative),而遭到保守儒家的攻擊?杀氖,這種誤解甚至一直延續到今天。在此,我們重溫元代吳澄對心學的辯護(plea),或能匡正一二。
注釋:
1、如馮友蘭認為:“朱子為道學中理學一派之最大人物,與朱子同時而在道學中另立心學一派者為陸象山!保ā妒贰,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928頁),陳來承襲了這一分法,并作解釋說:由于二程與朱熹皆以“理”為最高范疇,所以后來習慣于用“理學”指稱他們的思想體系;在宋代產生而在明中期后占主導地位的以“心”為最高范疇的思想體系,代表人物為陸九淵、王守仁,故又稱為陸王學派或陸王“心學”。(《宋明理學》,沈陽:遼寧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頁,“引言”)。楊祖漢專門著有《儒家的心學傳統》一書(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所討論者以孟子、陸、王為主。而美國學者狄百瑞(W. T. de Bary)在《道學與心學》(Neo-Confucian Orthodoxy and the Learning of the Mind-and-Hear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1。按:此中文標題系其本人所譯。)一書中所理解的“心學”則是指“the Neo-Confucian Learning of the Mind-and-Heart”,非陸王心學所范圍,這里的“學”(learning)字為動詞,意為、培養。
2、吳澄作《仙城本心樓記》一文,力辯“以心為學,非特陸子為然”(詳正文),由此不難推知時人以陸學為心學的議論之盛行。
3、如在南宋黃震的理解中,心學幾近于禪學而遠離儒家本旨:“近世喜言心學,舍全章本旨而獨論人心道心。甚者單摭道心二字而直謂即心是道,蓋陷于禪學而不自知,其去堯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遠矣!保ā蹲x尚書》,《黃氏日抄》卷五)
4、本文所引版本為明成化二十年刊本《吳文正公集四十九卷外集三卷》(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元人文集珍本叢刊”本)。以下引文只注篇名及卷頁數,版本情況不再一一說明。
5、朱熹為孟子這段話作的注解說:“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也。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保ā睹献蛹ⅰ肪硎,《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31頁)可見,以“操舍存亡”為孔子言心之語,宋儒已然。
6、上引數語皆出自《孟子·告子上》,吳澄在引用時作了不傷原意的刪節。孟子完整的原話分別是:(1)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保╗清]焦循著《孟子正義》卷十一,《告子章句上》,上海書店,諸子集成本,1986年版,第464頁);(2)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痹唬骸扳x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清]焦循著《孟子正義》卷十一,《告子章句上》,上海書店,諸子集成本,1986年7月,第467~468頁)
7、如下列各句中的心皆作本心解:“在天為中,在人為心”(鄧中易名說,5:29a);“此心也,人人所同有,反求諸身,即此而是!保ㄏ沙潜拘臉怯,26:11a);“以心為學,非特陸子為然,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以逮邵周張程諸子蓋莫不然!保ㄏ沙潜拘臉怯,26:11a)。
8、這個命題與陸九淵心學的著名命題“心即理也”無疑有相近之處,然而稍加比較,就會發現二者實大相徑庭:由“天理即本心之呈現”,則欲盡此心當窮天理;由“心即理”,則“所貴乎學者,為其欲窮此理,盡此心也!保ā杜c李宰》,《陸九淵集》,中華書局,1980年版,卷十一,第149頁)。正因于此,陸九淵強調向內求索,即所謂“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語見《語錄下》,《陸九淵集》,卷三十五,第454頁、455頁),不屑于對外部事物包括古人傳注的追求;而吳澄如上命題則肯定了窮究事物之理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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