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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說詩的觀念要求與價值取向探析
論文摘要：生活在用詩的時代，他的“思無邪”是從春秋實用角度對《詩三百》教化價值所作出的評價，是對詩的價值判斷。其“詩言志”之“志”是指用詩人著志，是理性的、功利的，但以恢復周禮為己任的孔子來說，這個“志”又是限定雜“思無邪”觀念之下的。
論文關鍵詞：“思無邪”；“詩言志”；周禮；孔子；價值取向
多次表述過與《詩》相關的言論，如管子“《詩》者，所以記物也”說，趙孟“《詩》以言志”說，盧蒲癸“賦詩斷章”說，的“詩以道志”說等，但大多數并非有意識的專門論述。孔子是對《詩》進行有意識批評的第一人。明人趙士哲謂：“詩莫盛于《三百篇》，談《詩》者莫精于孔孟。”[1]
由于“疑古思潮”的影響，人們過去對孔子詩說的研究主要局限于《論語》一書。但隨著近些年來考古發掘中大量文獻的陸續面世，證明了一些傳世文獻的真實可靠并豐富了傳世文獻。“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于新發見”，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的面世，為我們重新認識孔子詩學提供了契機。
一、“思無邪”——孔子說詩的觀念要求
孔子“思無邪”一語是對《詩》的總評論，出自《論語·為政》：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自孔子提出“思無邪”這一詩學命題后，前人對其本旨作了多方探討，其中影響最大的是認為“思無邪”就是《詩》三百的內容都是“思想純正”的。以東漢包咸“無邪，歸于正”說為代表，形成了頗有影響力的“思想純正”說。但考之以《詩》三百的具體詩篇，這一觀點是不符合孔子本意的。
《詩經》作為一部反映周代五百多年生活的作品，其表現的思想感情是十分豐富駁雜的。正如袁枚先生所說，“三百篇中，貞淫正變，無所不包”（《隨園詩話》卷十四）。其中有《十月之交》、《巷伯》、《節南山》一類言辭激烈、疾惡如仇的篇什，也有《新臺》、《墻有茨》、《相鼠》、《株林》之類的怒罵嘲諷之作，更有大量的發乎情，不止乎禮義的男歡女愛、幽會私奔的愛情吟唱。這些“激楚之言，奔放之詞”（魯迅《漢史綱要》）與禮義教化是相悖的。在“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的孔子眼里應當是“有邪”的。同時，孔子本人也曾明確地提出“鄭聲淫”、“放鄭聲”（《衛靈公》）的口號，怎么會稱贊《詩》三百“思想純正”呢？
前面說過，孔子生活在用詩的時代，他完全接受了當時流行的功利主義的詩學觀念和斷章取義的用詩方法。他的“思無邪”也必然是從春秋實用角度對《詩》三百道德教化價值所作出的總評價，是對詩的價值判斷而非特征判斷。“思無邪”的總評價，是孔子對春秋特殊用詩實踐的理論升華。
孔子認為，《詩》三百中，盡管有的詩內容是“有邪”的，但“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朱熹《讀呂氏詩記桑中篇》），在經過斷章取義的“興”發處理之后都能在實踐中發揮出純正無邪的實際功效。那么，“有邪”與“無邪”是以什么為標準呢？馮友蘭先生指出：孔丘還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
《詩經》包括三百多篇詩。“思無邪”是《詩經·魯頌·駉》篇中一句詩。
孔丘認為這句話可以包括全部《詩經》的意義。邪和正必定有個標準，這個標準，照孔丘看來，當然就是周禮[2]。
孔子生活在“禮壞樂崩”的時代。孔子針對其身處時代社會秩序面臨崩潰的危機，提倡恢復周禮。“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八佾》）為了恢復西周的禮樂制度，孔子首先選擇《詩》為恢復西周禮樂制度的載體，通過對《詩》的詮釋來引導人們的行為及情感，使之符合周禮的規定。對于那些不符合周禮的“有邪”之詩，孔子通過斷章取義的方法而使其升華到禮義的高度，從而使整個《詩》三百都歸于“無邪”，即都有利于對禮義的建構，這就是“思無邪”的本旨。
“思無邪”說體現了孔子本人的學《詩》方法。即以“思無邪”為一觀念要求，學《詩》中，對具體內容的理解主觀上都迎合這一觀念要求。正如海德格爾所說：“解釋向來奠基在先行見到之中，它瞄著某種可解釋狀態，拿在先有中攝取到的東西‘開刀’，被領會的東西保持在先有中，并且‘先見地’被瞄準了，它通過解釋上升為概念。”“思無邪”是孔子詩學批評無可回避的“前理解”。對此，馮友蘭先生說：“照孔子的全部思想體系看，‘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四目之外，還要加上第五目，那就是非禮勿思。”
二、“詩言志”——說詩的基本價值取向
“詩言志”被朱自清先生稱為“中國詩論開山的綱領”（《詩言志辯》）。關于“詩言志”的命題，認為最早出自《尚書·堯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對于“詩言志”，鄭玄注《尚書》解釋為“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這即是說出自舜口的“詩言志”說是一個有關創作的命題。但據顧頡剛、陳良運等先生從文字學、文獻學等方面考證，認為“詩言志”之說大約產生于戰國時代，而不可能產生于堯舜時代，這已被學界公認。但隨著春秋中葉《詩經》的結集，“詩言志”的觀念也必然逐步確立起來了�，F存典籍中，最早把言與志與文的相互關系放在一起來說的，是《左傳·襄公二十五年》的記載：孔子稱贊子產，“《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而第一次明確提出了“詩”與“言志”的關系的是《左傳·襄公二十七年》：鄭國君臣在垂隴設宴招待晉國大臣趙孟，趙孟讓鄭國的七位大夫賦詩“以觀七子之志”。其他賦詩人皆借賦詩表示對趙孟及晉國的恩好之意，唯獨伯有賦了《鄘風·鶉之賁賁》，取“人之無良，我以為君”句，影射攻擊鄭伯。趙文子故對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怒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后亡。”
“賦詩言志”如前所述，是春秋時期一種流行的用詩方式。這里出現的“詩以言志”是站在接受角度，言賦詩人之志，而《堯典》中出現的“詩言志”則是言作詩人之志。可見，作為中國詩論“開山綱領”的“詩言志”，最早并不是從文學創作的實際活動中產生出來的，而是對春秋時期“賦詩言志”這種實際的用詩活動即文學接受活動的概括和。因此，“詩言志”最早不是一個有關文學創作的理論命題，而是一個有關文學接受的理論命題。
“詩以言志”，是借賦詩言賦詩人之志。從春秋大夫賦詩以及相互間的對答來看，大夫們的賦詩并非完全表現個人的娛樂情志。趙孟認為“《詩》以言志”，但這種“志”卻有一定的限制，即關乎國家意志和個人修身的。對于伯有的賦詩，趙孟就提出間接的批評，正反映了對“賦詩言志”中“志”的規定性。對此，蕭華榮先生指出：“趙文子事后的評論，他明確提出‘詩以言志’之說。此處之所謂‘詩’，顯指《詩三百》；‘詩以言志’也顯為以《詩》言志，借《詩三百》的篇章字句言自家之‘志’。這個‘志’也顯然不是詩人觸物所興、披心瀝誠的感情抒發，而是外交上的意向、愿望和虛與委蛇的酬酢周旋。”
在周代，因為賦詩不當而引起國家間紛爭的事時有發生�！蹲髠�·昭公十二年》記載昭子對于宋華定不知賦《詩》言志的評價：“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其中“宴語、寵光、令德、同福”都是昭子借詩所言之“志”�？梢姡麑τ�“志”的理解是有所限定的，并非指個人的主觀情志。清人勞孝輿認為，春秋大夫賦《詩》的特點是“古人所作，今人可援為己作；彼人之詩，此人可賡為自作，期于‘言志’而止。人無定詩，詩無定指，故可名不名，不作而作也。”[5]今人顧頡剛先生則認為，“自己要對人說的話，借了賦詩說出來，所賦的詩，只要達出賦詩的人的志，不希望合于作詩的人的志，所以說‘賦詩言志’。”[6]二人對春秋大夫賦《詩》言志的特點作了說明，都是中的之論。但都沒有對“志”的內涵作出界定，而這對于深入認識孔子及春秋詩學至關重要。
孔子說：“詩無離志，樂無離情，文無離言。”[7] 孔子生活在用詩的時代，他所謂的“詩無離志”之“志”也必然指用詩人之志。這個“志”，與春秋士大夫們通過賦詩所言的“志”一樣，是理性的、功利的。但對以恢復周禮，拯救危亡為己任的孔子來說，這個“志”又是限定在“思無邪”觀念之下的。因此，在孔子那里，“詩言志”便成為“詩言禮”的、、教化命題。即通過對詩的詮釋來實現恢復周禮的政治理想。為了更好地復興周禮，孔子對傳統進行了反思，在“儀”、“禮”分離的思潮中[9]，①提出以“仁”作為“禮”的理論基礎。“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仁”是屬于人們的品質和觀念，“禮”屬社會倫理和制度。就是說人沒有仁的道德品質，是不能真正貫徹禮的�？梢姡鬃右�“仁”入“禮”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恢復周禮，正如李澤厚先生所言：“孔子講‘仁’是為了釋‘禮’，與維護‘禮’直接相關。‘禮’如前述，是以血緣為基礎，以等級為特征的氏族統治體系。要求維護或恢復這種體系是‘仁’的根本目標。”[8] 基于此可以得知，孔子在具體的對《詩》詮釋中，以“仁德”說詩的用意還是為了實現恢復周禮這一現實政治理想的。“詩無離志”說是“詩以言志”說的繼承和深化，是孔子說詩的基本價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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