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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教育倫理學研究的歷史回顧與展望
論文關鍵詞:教育倫理學 歷史回顧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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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英、美、日本、前蘇聯教育倫理學經歷了作為道德教育、教師職業道德和教育的倫理基礎研究三個時期。中國教育倫理學研究受外來影響比較大，也明顯地體現為相應的三個研究階段。當今，作為道德教育研究的早期教育倫理學已被德育原理所取代，作為教師職業道德研究的傳統教育倫理學已被教師倫理學所取代，教育倫理學正在發生新的重大變化，即以教育的自身倫理基礎為研究對象。這一重大轉變必將對教育倫理學及相關學科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如果教育倫理可以作為一種道德來理解，那么，教育倫理的產生可以追溯到非常久遠的古老年代。近代工商業肇始，特別是20世紀以來，科技、教育作為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內在張力不斷強化，世界各國尤其是經濟發達國家，競相加大教育投入。正是教育的不斷發展，導致了教育內部各要素之間、教育與其他社會現象之間的矛盾與沖突，引發了人們對教育倫理的潔問�，F代教育倫理學正是在教育事業發展、教育理念轉型的現當代社會歷史背景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
把教育倫理學提升到學科的高度開展系統的研究，這一探索源起于英、美，進而影響到前蘇聯、日本等經濟、教育發達國家。
第一個時期，是教育倫理學作為道德教育研究的時期。
B·諾曼妮和G·科蒙爾揭開了20世紀教育倫理學研究的序幕，這一時期，教育倫理學的基本特征是將教育倫理研究視同為道德教育研究。B.諾曼妮和G·科蒙爾合著出版的《教育倫理學》，依次討論了什么是兒童、胎兒的環境、早期家庭教育、性格和氣質、性別訓練、宗教信仰、理想的學校、學校指導等問題。從其體系和內容上看，研究視點主要集中在健全人格的培育和發展上。嚴格地說，B·諾曼妮和G·科蒙爾的著述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教育倫理學研究，而是一部關于道德教育或者說道德心理教育的論著。
第二個時期，是教育倫理學作為教師職業道德研究的時期。這一研究，在英、美、日本、前蘇聯都發展得相當充分。特別是在美國，經歷了一個從實踐到認識、從分析到歸納、從理論到規則的完整的發展和演進過程。
20世紀20—40年代，卡他斯和韋帕斯在猶他州進行“一名優秀教師應具備的品質”的課題研究，以期為改進師資訓練提供課程依據。他們采用了嚴密的實證研究方法，通過調查學生，訪問教師、家長、教育行政人.員、教育學教授、教師團體負責人等，通過征集有豐富經驗的教師的意見，通過對成功教師與失敗教師開展品德對比，通過分析教師職業品質與教師成功之間的相關度，概括出優秀教師現有的或應有的職業品質和行為特征。1948年，全美教育委員會所屬的師范教育委員會，在組織專家、教師、學者以及有關研究機構進一步系統研究的基礎上，向全美教師發表了題為《我們時代的教師》的報告，對教師應當具備的職業道德品質提出了13項要求和指導。此后，隨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迅速發展，美國教育界開始對教師職業內部的不同專業的教師職業道德進行了分門別類的研究，形成了教師職業內部不同專業的職業道德準則，如美國大學教授聯合會的《職業倫理聲明》美國心理學會的《心理學家倫理標準》以及人事指導協會的《倫理標準》等。另一方面，美國教育界的理論工作者把教育倫理問題的研究與教育學、教育心理學、教育行為科學等研究結合起來，以期為培養教師的職業道德品質提供廣泛、深入的理論論證。例如，科宙爾出版了《當一名教師》，特雷佛斯和狄龍撰寫了《一個教師的誕生》，索里和特爾福撰寫了《教育心理學》等。這些專著、教材研究了教師的個性品格、教師的行為品質、師生關系性質以及教師職業道德修養在教育教學中的作用。
明治維新以后，在日本，有許多士族出身的人也開始從事教育職業，日本對于教育倫理學的研究也正是從培育“士族教師形象”開始的。1887年，文部省頒布《師范學校令》，規定:“應注意使學生具備馴良、信愛、威儀之氣質”�！皣酪月杉�，高潔至誠謹嚴，舉止沉毅，一言一行亦不茍”。20世紀初，日本師范教育改革家野口援太郎提出要培養人格主義的“理想教師”。二戰以后，日本教育界開始反思軍國主義教育制度的嚴重危害，提出要培養新一代的民主主義的“現代教師”。1952年，日本教職員組織通過了《倫理綱領》，以此作為教師職業道德建設的指南。20世紀60年代以后，日本對教育倫理的研究日趨增多，出版了一系列關于教師職業倫理和教師職業道德修養的專著、教材。如原玉川大學總長小原國芳撰寫的《師道》，原廣島大學校長皇至道撰寫的《人類教師與國民教師》，廣島大學教授新崛通撰寫的《現代教育講座》。這些專著、教材探研師道的本質、內容和發展條件，強調教師以身作則的精神，推介了英美教育倫理學研究的新成果。
20世紀60年代，前蘇聯在《教師報》上開展了一場關于教育倫理的大討論，經過這場討論，教育倫理學取得了相對獨立的學科地位。1977年，·皮薩列思科和皮薩列恩科出版了《教育倫理學》一書，緊隨其后，B·H"契爾那葛卓娃和H·H"契爾那葛卓夫又出版了《教師道德》。前蘇聯黨和政府對教師職業道德的研究極為重視，加里寧、克魯普斯卡婭、馬卡連柯、蘇霍姆林斯基等一大批杰出的教育家，在教師職業道德的理論和實踐建設中都做出了突出貢獻。值得一提的是，前蘇聯在教育倫理學研究中，創制了“教育分寸”這一道德范疇�！た萍靖駹柡汀で∧妨袪栐谄渌摹督逃齻惱韺W》中，對“教育分寸”給予了教師職業道德的準確定位，該書認為:“‘教育分寸’的重要任務是促使在孩子身上樹立一個正面的心理背景，這個心理背景能正確接受教師的要求，而把這些要求轉變為行為的內心動因也是必要的。有分寸地對待學生，這意味著解決在教學過程中發生的矛盾同時不再引起新的矛盾”。他們指出:“‘教育分寸’不是教師行為中一些個別的事情，這是行為風格。它必須使學生相信教師是友好的、體貼和善良的。這一特征大大加強了教師的道德立場，并成為學生公民覺悟的學校。”
第三個時期，是研究教育的倫理基礎的時期。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英美教育倫理學研究開始突破教師職業道德框架，出現新的視點。在美國，魯濱遜和莫爾頓合著的《高等教育中的倫理問題》，提出教育倫理學應研究教育內在的倫理和道德。該書分析了高等學校內部的矛盾沖突、倫理關系，提出了“公正原則”、“最大限度地實現利益的原則”、“普遍化原則”和“把他人當目的的原則”;剖析了學校與社會的關系、教師職業與共同職業的關系、教育中控制與維護的關系以及教學中的倫理問題、科研中的倫理問題、師資評價和教師聘用中的倫理問題。在英國，著名教育哲學教授波特斯出版《現代教育倫理學》，重點研究教育的社會倫理基礎，研究“正義”、“平等”、“自由”、“民主”等一般社會道德在教育過程中的體現。里斯布朗也力求從尋找正義、道德和教育的基本含義出發，“為獨立的道德判斷提供一個倫理學基礎”，“為解釋教育中的不正義、不道德現象(如教育機會上的不平等)提供一個理性的基礎”。這些研究，開闊了教育倫理學的研究視野，形成了教育倫理學研究中的一個新的流派。
在我國，教育倫理學研究初起于20世紀30年代，興盛于80年代。
30年代，丘景尼先生出版了《教育倫理學》，認為，教育倫理學是關于道德教育的科學。教育倫理學與道德教育“二者之涵義，大體相同”，“其著重之點，不在道德本質之為如何，而在道德的人格如何養成，’;二者之區別，僅在于“教育倫理學所討論的，大半屬于原理的問題，而道德教育所包涵的則大部分為實際的問題”。該著明顯地受到了B·諾曼妮和G·科蒙爾合著出版的《教育倫理學》的影響，是一部旨在探索道德教育原理，創制道德教育哲學的初探性專著。
198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王正平主編、國內九所高等師范院校協作編寫的《教育倫理學》(以下稱《王本》)，該書是新中國建立以后出版的第一部《教育倫理學》。在教育倫理學研究對象間題上，《王本》認為:“教育倫理學是研究教師道德的學問”。具體地說，就是緊密結合教師職業勞動實踐，研究教師勞動中特有的道德意識、道德關系和道德實踐。該著作以教師勞動為序，以教育倫理思想歷史發展為鋪墊，著重研究了教師道德的社會本質，社會主義教師道德的基本特征和職能，社會主義教師道德原則，教師與學生關系中的道德，教師與教學勞動關系中的道德，教師集體中的道德，教師與學校領導、家長、教學輔助人員、異性學生等其他關系中的道德，教師道德范疇，教師行為選擇和道德評價以及教師道德十勝的自我完善等問題。這是一部以“教師職業道德”為研究對象的體系完整的教科書，因此一面世，就受到了社會各界人士特別是廣大教育工作者的重視，全國倫理學會會長羅國杰欣然為該書提筆作序。1989年4月17日，香港《大公報》刊登長篇書評，稱該書是“近幾年研究的碩果”。
《王本》出版以后，為配合高等師范院校的教師職業道德教育，又陸續出版了一批教育倫理學教材。1989年，上海科學普及出版社出版了施修華、嚴緣華教授主編的《教育倫理學》(以下稱《施本》)�！妒┍尽分匦玛U述了教育倫理學的研究對象，認為“教育倫理學是關于教師及參與教育過程的其他人員的道德問題的一門科學，是研究教育過程中的道德現象及其發展規律的學說”。在內容結構體系上加大了對教師職業道德要求的研究力度，結合教育過程中教師與學生、教師與學生集體、教師與學生家長、教師與教師、教師與校長等之間的關系特點，重點論述了教師道德的各種具體要求。90年代以來，教育倫理學教學研究和教材出版掀起高潮。1993年，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李春秋教授主編的《教育倫理學概論》;1995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董英、楊泰祥教授主編咖教育倫理學》;1996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趙坦教授主編的《教育倫理學》; 1997年，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詹棟梁教授主編的《教育倫理學導論》; 1999年，山東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郭永軍教授主編的《教育倫理學》等。2000年，中國礦業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錢煥琦、劉云林教授撰寫的專著《中國教育倫理學》; 2003年，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又出版了檀傳寶教授撰寫的專著《教師倫理學專題—教育倫理范疇研究);
在教育倫理學的多種教材和專著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李春秋教授的《教育倫理學概論》(以下稱《李本》)和錢煥琦、劉云林教授的《中國教育倫理學》(以下稱《錢本》)。這兩個版本，突破了“教師職業道德”的研究框架，開始走向新的研究領域。
《李本》認為，教育倫理學是研究教育的倫理道德價值和教師職業道德的科學�！独畋尽返闹卮筘暙I之一，在于提出了廣義教育倫理與狹義教育倫理之分。他說，廣義教育倫理，即怎樣確立教育在社會生活結構中或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評價人們對教育的態度，以及社會應該賦予教育什么樣的性質和目標等等。狹義的教育倫理，即教育應包括哪些內容，德育在教育中占何種地位，教育應遵循什么樣的道德原則，教育過程能夠培養出具有什么樣品質、才能的人，作為教育工廠的工程師—教師應當具有什么樣的職業道德，作為受教育的學生抱什么樣的學習態度等等�！独畋尽返牟蛔阒�，在于其內容體系仍然停留在狹義教育倫理學上，未對廣義教育倫理學做出更多的探索。相對于《李本》而言，《錢本》的研究視野更為開闊�！跺X本》既考察了教育倫理的實踐基礎、基本原則，考察了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的倫理規范，也考察了教育倫理評價和教育道德修養。特別是把以往只作為教師職業道德范疇的“教育公平”、“教育威信”等列為專題考察，在我國教育倫理學學科建設上第一次吸收了波特斯關于以“教育的社會倫理基礎”為研究對象的認知理念，體現了對西方當代教育倫理學研究新成果的借鑒。
綜上所述，自教育倫理學產生，特別是最近20多年來，教育倫理學研究取得了諸多成果。
教育倫理學首先作為道德教育理論研究，深化了人們對德育原理和思想政治教育規律的認識。這一研究，今天雖已淡出教育倫理學研究領域，但這絲毫不影響這一時期教育倫理學研究的學術價值。可以說，正是由于這一研究，才催生了德育原理和思想政治教育學的獨立地位。可以說，是教育倫理學作為道德教育原理長期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為德育原理和思想政治教育學從倫理學和教育學中獨立出來創造了條件。
教育倫理學作為教師職業道德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占教育倫理學研究領域全部研究成果的絕大部分，在這一點上，中外教育倫理學研究情況是一致的。例如，美國關于“優秀教師應具備的品質”的研究，日本關于“現代教師形象”的研究，前蘇聯關于“教育分寸”的研究等。我國教育倫理學知名專家王正平教授、施修華教授、嚴緣華教授、煥琦教授、劉云林教授等，他們的研究成果也大多體現在教師職業道德研究方面。關于教師職業道德的主體、實踐基礎、基本原則、規范體系、評價、教育、修養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在爭論中不斷創新。當然，也正是因為教育倫理學在教師職業道德方面取得了相當多的研究成果，導致了傳統意義上的教育倫理學正在發生變異，正在被教師倫理學或教師職業道德修養所取代。今天，冠以教師倫理學名稱的多種不同版本、版次的專著、教材，其所討論的問題以及所構建的內容體系與正在使用中的不同版本、版次的教育倫理學并沒有實質性的區別。這意味著，像德育原理、思想政治教育學取代了最初的教育倫理學一樣，今天，教育倫理學正在發生第二次蛻變，傳統意義上的教育倫理學正在被教師倫理學、教師職業道德修養所取代。當前，學術界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教育倫理學研究對象再認識，其深刻的現實背景即在于此。
新一輪教育倫理學研究究竟應當研究什么，不少論述都是在舊有的主題里逗圈子，華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研究所王本陸研究員先后發表《關于教育倫理學研究對象的思考;,《關于教育倫理學研究對象的再探素》對此做出了新的拓展。他認為，教育倫理學應當探討教育領域的善惡矛盾。他說，善惡矛盾在教育領域普遍存在，在教育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教育一刻也沒有擺脫過善惡矛盾，過去有、現在有，將來仍然有。教育的各個方面，誰也擺脫不了善惡矛盾的糾纏;與教育有關系的各種人也有善惡之別。正是由于這種善惡矛盾的普遍性，才使教育倫理學的研究具有客觀必然性。正是這些客觀存在于教育領域的善惡矛盾，構成了教育倫理學的研究對象。
這一觀點值得稱道。的確，教育領域普遍存在著矛盾。譬如，男女教育機會不均等的間題，‘城鄉教育資源配置不合理的問題，“重點學校”與“一般學�！钡膭澐炙┞冻鰜淼男姓芾頇嗔逃敻偁幍娜藶楦深A的間題，應試教育中的工具主義與學生負擔過重的問題，受教育者的權利保護和保障間題，教育教學方式方法的非人道主義以及教育教學質量評價中的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等等。這些矛盾，已遠遠超出了教師職業道德修養所能涵容的范圍。也說是說，對教育倫理的理解遠非以往人們所探知的那么簡單，“合倫理的教育”遠非“有道德的教師”所能涵蓋和包容。這是一個需要開展新的深入研究的專門領域，是一個涉及到教育自身道德抑或不道德的問題。教育的道德與否，支配、影響著教師是否道德;而不是教師道德與否，支配、影響著教育是否道德。從這個意義上講，對教育道德的研究比對教師職業道德的研究來得更深刻、更有時代和歷史的意義。
同時，上述觀點得到了錢煥琦教授、劉云林教授的呼應。錢、.劉二教授在共同撰寫的《中國教育倫理學》一書中，’同樣拓展了傳統意義上的教育倫理學的研究范圍。他們認為，教育的重要目的是教人為善，教育的終極目標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因此，長期以來人們往往把教育與道德視為一體，很少有人去追究教育本身的善惡間題。然而，在時有發生的違反教育根本宗旨的教育活動中，惡的因素卻不斷地沖擊著人們的社會生活，這就實實在在地提出了教育非善的間題。既然教育中存在惡的因素，既然教育也是一個復雜的多面體，這就要求我們除了從科學、政治、經濟、法律和美學等角度進行審視外，還應當從倫理的角度去觀察、認識和評價，確立教育的倫理視角。因此，把教育倫理學的研究對象規定為教育的善惡矛盾，是有一定道理的。
筆者認為，教育倫理學能不能研究和表述教育道德問題，回答當然是肯定的，但還不夠，還要進一步深化為對教育倫理的研究�！皞惱怼笔且粋�傳統文化概念，在前人的理解里，“倫理”是一種“先天地生”的“先驗”存在。只有到了現代文化體系中，倫理才獲得了正確理解。倫理是一個關系范疇，是一個主客觀結合體。倫理當中有經濟關系、制度上層建筑等客觀成分，也有文化上層建筑因素這種主觀成分。它不是先驗的，是一種由一定經濟基礎要素和一定上層建筑要素相結合而形成的有機體。相對于道德而言，倫理是第一性的，道德是第二性的。倫理對道德發生支配和決定作用，是道德產生的理飾出和道德修養的終極依歸。一定的道德原則、道德規范、道德評價體現和反映倫理，倫理的演變引導道德原則、道德規范、道德評價發生變化。因此，教育倫理學的研究應當深化為對教育同經濟及其他社會現象的關系的研究，其任務是解述教育同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宗教以及人類之間的實然、應然關系，求證教育的社會倫理基礎。這是教育倫理學研究發展到今天，在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可以展望的未來發展走勢。
總之，教育倫理學首變而為德育原理、思想政治教育學，再變而為教師倫理學、教師職業道德修養，這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這是不同時期人們對教育倫理學的不同理解的反映，是一種蛻變、一種擅變、一種更新。今天，隨著人們對教育倫理學的理論認識和實踐診釋的深化，教育倫理學正在發生第三次演變，這一演變從教育倫理的反映形式，即教育道德開始，將進.步深化為對教育自身倫理的研究。這是一次重大的轉變，是對時代呼喚的回應，也是學術發展的結果，必將對教育倫理學及其相關學科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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