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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中國城市化發展決定因素的地區差異
摘要 城市化的發展與地方經濟發展水平和勞動力遷移密切相關，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區域差異非常明顯，其根源是在國內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各地區，影響城市化發展的諸因素之發育程度及所起作用不同。本文運用平行數據(panel)模型，對影響中國各省、直轄市和自治區城市化發展的諸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主要結論為：①各地區之間，特別是沿海與內地之間，城市化進程的差異非常顯著。②在中部地區，第二產業的發展對當地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起推動作用;而在沿海地區，則由第三產業扮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③對外開放政策對推動中國的城市化發展起了顯著作用，在沿海省份表現尤為突出。由此可以推斷，中、西部開放力度的加大將推動當地城市化的發展。④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在城市化進程中發揮著雙重作用：在沿海和西部地區，農村非農產業對城市化起補充作用;而在中部地區，則起替代作用。
關鍵詞 城市化;地區差異;產業結構;對外開放
從目前掌握的文獻看，國內學者雖然對城市化影響因素有較多的論述，但在分析方法上，大多數研究僅停留在描述性和定性分析上，缺乏以計量經濟學為工具的實證分析。此外，雖然許多學者都注意到了中國城市化的地區差異，但對影響城市化發展的諸因素在不同區域和不同時期所起作用差異的研究卻相對較少。本文將使用計量經濟學工具，結合統計數據，分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化的決定因素，以及這些因素所起作用在不同區域之間的差異。
1 城市化水平的區域差異
根據2000年人口普查資料，中國的城市化率為36.9%，與1990年相比，上升了13.7個百分點。我們可以按普查數據顯示的城市化水平高低把中國大陸的31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依次排為四組。①北京、上海、天津三個直轄市，其城市化水平在70%以上，為全國最高。②東北三省和地處東南沿海的廣東、浙江、福建、江蘇，這些省份的城市化水平在40%～60%之間，可以列為第二層次。東北是中國著名的重工業中心，其城市化水平主要與當地重工業的發展和良好的基礎設施條件有關;東南諸省城市化的主要動力，則是直接受益于改革開放，特別是由于這里是對外開放的首善之區。③處于第三等級的是中、西部地區的一些省、市，城市化率在30%～40%之間。湖北、山東、山西、陜西、重慶五省、市，城市化的動力主要來自于較為發達的工業;青海、新疆、寧夏，則是因為本身人口基數小，從而城市化率略高。④其余省份的城市化率均低于30%，這些省份或者是人口稠密的農業大省，如四川、河南、湖南等;或者是一些欠發達的西部省區。
城市化不是一個簡單地人口再分布的過程，其起因和結果都與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密切相關[1]。表1列出了中國三大經濟地帶(東部沿海、中部和西部)的城市化率和一些相關社會經濟指標。從中可見，在2000年，東部城市化水平高于中西部，中部城市化水平又高于西部，三大地帶呈明顯梯度。其中，東部與中部的差距較大，有17.8個百分點;中部與西部的差距有8.4個百分點。
表1還列出了三大地帶若干經濟指標間的差異：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對外開放度(以進出口貿易總值占地區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來衡量)，以及農村非農業勞動力比重。從中可見，三大地帶在經濟指標方面的差異與在城市化水平上的差異表現出高度的一致性。所有指標都呈現出東部高于中部、中部高于西部的明顯梯度。在差距大小上，所有指標都是東部遙遙領先于中部，而中部與西部之間的差距相對較小。
因此，我們可以說城市化是經濟發展的伴生物，城市化的區域差異實際上反映的是各地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或者說是影響城市化發展的諸因素的作用的差異。不同地區影響城市化發展的因素各有其異，同樣的因素在不同地區、不同時期所產生的效果也是不盡相同，這些差異決定了城市化的地域特征和發展模式。理解中國城市化地區差異的關鍵之處就在于分析研究這些影響因素在各地區的效果差異。以下我們將利用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對影響中國城市化水平的因素及其區域差異進行實證分析。
2 分析方法和數據
本文所使用的數據是二維的，即1984-2001年中國各省的社會、經濟指標。在傳統線性計量經濟學分析中，同一個模型所使用的要么是時間序列數據，要么是橫截面數據，二者只能選其一。但我們所占有的數據從時間上看只有1984-2001年的18個年份，從橫截面上看只有29個省份(海南和重慶分別被納入廣東和四川)在區域劃分問題上，考慮到海南設省，重慶設市的歷史較晚，故將它閃分別并入廣東省和四川省進行分析。因為本文比較的對象是東、中、西三大地帶，所以這種不改變省、市地帶歸屬的并入對分析結果完全沒有影響。，無論是哪一種都會因樣本量太小而不能滿足傳統分析方法的需要。而近年來發展起來的“平行數據(panel)模型”能同時利用時間序列數據和截面數據，并有效控制由于觀察值的個體特征(無論是否能觀察到)而造成的樣本內部非均勻性(heterogeneity)問題，因此本文采用平行數據模型。
平行數據模型的一般形式為：
其中：下標i表示省份;下標t表示年份。與經典計量經濟學模型不同的是，平行數據模型回歸方程中的隨機項由兩部分構成：一是省份的個體影響μ�i;一是傳統的隨機項ε�i,t。在平行數據分析中，要進行兩個檢驗。
首先，要進行Breusch-Pagan的檢驗(Breusch and Pagan Lagrangian multiplier test)以判斷是否有必要使用panel方法，也就是要檢驗是否可以忽略個體(即省份)的特殊影響(即μ�i的方差是否為零)。如果可以忽略個體影響，就可以假設方程在不同的橫截面的樣本數據點上具有同樣的截距，在這種情況下直接使用傳統的最小二乘法分析即可;反之，如果個體影響不能忽略，則方程在不同橫截面的數據上具有不同的截距，此時必須選擇平行數據模型。[KG)]
一旦采用了平行數據模型，就必須進行第二個檢驗――Hausman檢驗[2]，以此判斷個體影響是固定影響(fixed effect)還是隨機影響(random effect)。因為中國各省、市和自治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各經濟指標具有不同的起點(即不同的截距)，所以在利用平行數據模型分析中國各省各年的數據時通常不能忽略個體影響。當然，最后到底采用何種模型還是取決于計量經濟學的檢驗結果。
本文的目的在于解釋城市化水平，但是，《中國統計年鑒》只提供了各年全國的城市化率，而沒有提供分省份的城市化率。此外，20世紀80年代以后普遍興起的“地改市”、“縣改市”、“縣改區”和“鄉改鎮”，一方面使中國城市人口統計口徑比較混亂，另一方面導致了以按行政建制統計的城市化水平的大幅度上升[3](Chung和Lam，2004)。而且，由于各省、市、自治區的控制標準也不盡相同，城市化率在縱向時間上和橫向地區上的可比性都比較差。所以，本文以公安部門統計的非農業人口比重來替代城市人口比重，數據來源于《中國人口統計年鑒》。雖然這種替代在城鄉壁壘松動、人口流動頻繁的情況下，容易低估實際的城市化水平，但其優點在于：①非農業人口與城市人口高度相關，在計量經濟分析中前者能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后者，特別是在進行區域比較時，各地非農業人口的比重能夠大致反映區域間城市化水平的差異;②非農業人口的機械增長，即所謂的“農轉非”一直受到國家的嚴格控制，因此可比性比較好。因此，有不少學者采用這種方式來研究中國城市化的發展[4]。
在模型中引入的解釋變量有：
(1)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對數。我們用該變量來衡量地區經濟發展水平。
(2)第二產業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和第三產業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隨著農業的發展，農業剩余勞動力趨于流向二、三產業。而二、三產業為追求聚集經濟效應集中于一定的地理區位，就會促使經濟要素和活動集中，導致人口圍繞產業而集聚，甚至能吸引那些與最初活動無關的人口和經濟活動的進一步聚集，從而形成新的城市或發展已有的城市。因此從根本上講，人口轉移的規模取決于二、三產業的吸納能力[5]。
(3)對外開放度。該變量為進、出口貿易總額占地區國內生產總值百分比。對外開放促進了出口導向產業的發展，為企業打入國際市場鋪平了道路。這有利于各地區發揮比較優勢，提高經濟活力，增加對勞動力的需求，推動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6]。
(4)鐵路密度與公路密度。這兩個變量反映地區交通條件。良好的基礎設施一方面可以能降低遷移成本并提高產品的競爭力;另一方面，還可以促進信息交流，刺激勞動力流動。
(5)農村非農業勞動力比重。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對城市化有雙重作用。一方面，農村非農產業可以吸收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實現農業勞動力在農村內部的轉移，減緩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另一方面，它也可以推動小城鎮建設，打破農村經濟自給自足的封閉狀況，加速鄉村向城市人口的遷移。
以上變量所采用數據來源于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人口統計年鑒》和《中國對外經濟貿易統計年鑒》，時間跨度為1984-2001年的18個年份。該組panel數據共有29×18=522個觀察值。由于年鑒所載的數據都是年末數，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的數據在同一時點上，為了避免內生性問題，我們將解釋變量滯后一年，即用前一年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第二、三產業的比重、對外開放度、鐵路密度、公路密度和農村非農業勞動力的比重來解釋次年的城市化水平。
3 回歸結果討論
一些研究成果把中國的經濟改革歷程劃分為兩個階段：1978-1992年和1992年迄今。1992年，中國正式提出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改革目標，由此引發了新一輪的經濟增長，為鄉城人口遷移和城市化創造了越來越寬松的環境和條件。因此，1992年被視為是中國經濟改革的一個轉折點�；趯@種背景的考慮，本文的計量經濟學分析分6個步驟完成。首先，我們利用全國29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1985-2001年的數據估計一個方程(回歸1)，觀察各解釋變量所代表的因素對全國城市化水平的總體影響;然后，我們分別利用全國1985-1992年以及1993-2001年的數據各估計一個方程(回歸2和回歸3)，分析各解釋變量所代表的因素在市場化改革的不同階段對城市化水平的影響;最后，分別利用三大地帶1985-2001年的數據各估計一個方程(回歸4、回歸5和回歸6)，研究并比較各解釋變量所代表的因素在發達程度不同的各區域對城市化水平的影響�；貧w結果在表2列出。
分析結果表明，代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總體而言對城市化水平發揮著顯著的正向作用。換言之，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取決于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從三大地帶分別來看，僅在中、西部地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才對城市化的發展起顯著的正向作用，而在東部地區則不明顯。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可能是因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對城市化水平的影響不同而造成的。從圖1中可見，城市化水平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關系經平滑后表現為上升的凹曲線。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較低時(低于10,000人民幣)，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對城市化水平提升的邊際作用非常顯著。但隨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增加，曲線的上升趨勢逐漸放慢，并最終完全變成一條水平線。這意味著在達到一個臨界值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增加就很難再對城市化水平有所貢獻。在本文數據中，有9個省和直轄市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2001年已超過10 000人民幣。它們是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廣東、江蘇、福建、山東和遼寧，全部位于東部沿海。
第二產業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在總體上對城市化發展起正向作用。制造業的發展能夠促進生產要素的快速積聚，許多城市工業部門可以吸收大量的農村勞動力，直接而顯著地提高城市化水平。但我們可注意到，該變量的作用在1993-2001年這個時期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當制造業達到一定水平，其發展可能會更偏重于質量和結構的提升，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作用相應下降。另外，在西部地區，第二產業的作用也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該地區的第二產業本身并不發達，所以不能對當地城市化起足夠的推動作用。
第三產業的發展對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在總體上也起正向作用，但在中部地區表現得不是很明顯。在工業化早期階段，大多數農業剩余勞動力被第二產業所吸收。由于在該階段第三產業發育不足，其吸收勞動力的能力和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都相應較弱，無疑對城市化的推動作用也就相當有限。但當工業化發展到一定程度，一些相關產業，如交通、通信、金融、房地產等行業就會迅速繁榮，并對城市化發展起拉動作用。此外，消費的多樣化和城市生活質量的提高，也都推動著服務業的發展。作為收入彈性較大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第三產業涵蓋的行業和部門比較多，為農村向城市的流動人口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所以可能在工業化中期以后逐漸成為推動城市化的主要動力。目前沿海省份正處于這樣一個階段。因此，從大趨勢上看，第三產業越來越成為吸納農業剩余勞動力的主體�？紤]到西部省區工業水平的落后狀況，第三產業的發展對當地城市化所起的作用就顯得尤為重要了。
對外開放度始終對城市化都有正向影響，在整個1984-2001年間一直都顯著地推動著全國的城市化發展。但從三大地帶分別來看，這種正向影響只在中部和東部地區顯著，而在西部地區不明顯。東部沿海是中國對外開放的發源地，從國家的政策優惠和投資傾斜中受益較多，因此該地區以出口為導向的鄉鎮企業和“三資”企業很早就得以迅速發展。外向型經濟的發展不僅有效推動了農村勞動力向城市和農村非農產業轉移，還吸引了數以千萬計的外來勞動力，不僅擴大了已有城市的規模，還催生了大量的新興城市。近年來，中部地區對外開放力度的加大也極大地推動了當地的城市化發展。由表2可見在中部地區對外開放度對城市化也起正向作用。相對而言，西部雖然也宣布實行對外開放，但由于基礎較差、起步較晚等原因，已經很難積蓄力量與東部地區開展有效的競爭，其外向型經濟雖然也獲得了一定的發展，但還不足以對城市化產生明顯的影響。
代表基礎設施水平的鐵路密度，在各個時期對三大類地區的城市化都起很強的正向作用。這就是說，鐵路運輸能力是影響城市化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然而，公路密度卻對城市化幾乎不起作用，甚至在中部地區還具有負向作用。兩者產生差別的原因一方面可能在于運輸能力的巨大差距，另一方面也和三大地帶的特征有關。在東部，由于公路、鐵路和內河航道一直都比較發達，基礎很好，所以其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要依賴于公路交通條件的進一步改善。而在中南地區的一些省份，如湖南、湖北，當地公路密度的迅速提升并沒有直接推動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西部地區，則由于公路建設的高成本、低速度和低效率，也由于城市輻射能力弱和本身吸引力差，公路交通對城市化發展貢獻不大。簡言之，在控制了其它變量的前提下，公路建設總體上并不對當地城市化產生顯著影響。
從全國范圍看，農村非農產業僅在1984-1992年這個時期內對城市化起顯著正向作用。分地帶來看，農村非農產業在東部和西部地區對城市化起正向作用，在中部地區則起負向作用。這種現象說明以鄉鎮企業為主體的農村非農產業對地區城市化的發展起著雙重作用。在東部沿海省份，鄉鎮企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大城市的輻射作用所推動的。鄉鎮企業和大城市的企業之間存在著以轉包合同與勞動力轉移為基本形式的重要商業聯系，在鄉村地區出現了一種快速的“農村工業化”，從而使農村大量的勞動力脫離農業生產，進入非農產業部門。這些地區的鄉鎮企業并不圍繞農業服務，而一開始就同城市工業非常相似，既生產城市工業的同類產品，也生產因短期內營利甚微而被城市工業不屑一顧的產品。因此，東部地區的鄉鎮企業既是城市工業的補充，又是其競爭對手。在中部地區，農村非農產業對鄉城之間的關系依賴程度較低，主要由家庭經營和微型企業所主導，其產品主要銷往本地市場。勞動密集型的鄉鎮企業，吸收了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因此，中部地區的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對城市化起著替代作用。在西部地區，較低的生活水平抑制了農民克服遷移成本的能力，從而限制了農村勞動力的流動。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農民的收入，強化了鄉村勞動力的流動愿望和克服遷移障礙的能力，從而推動了勞動力鄉―城遷移，特別是促進了當地小城鎮的發展。
以上分析表明，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中存在著顯著的區域差異。這些差異的背后是區域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差別。由于各地處于市場經濟改革階段和經濟發展層次不同，各種因素，如第二、三產業的發展、對外開放度、交通條件、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等，對城市化作用也各不相同。
4 結 論
中國各地區之間，在地理和自然資源條件，以及社會經濟發展的初始水平等方面，都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從而導致了中國城市化進程上的區域差異。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對沿海地區的傾斜優惠政策使得地區間差距有所擴大。城市化發展的不平衡已引起有關決策部門越來越強烈的關注。
本文利用各省、區、直轄市城市化水平和其他經濟指標的數據，對國內不同地帶城市化發展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①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存在著明顯的區域差異，特別是在沿海與內地之間的差異尤為顯著。②在不同地區，第二、三產業對城市化水平分別有不同影響。在中部地區，第二產業的發展對當地城市化起推動作用;而在沿海地區，第三產業扮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③對外開放政策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的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其作用在沿海地區尤為明顯。因此，加強中部和西部地區的開放力度將有效地促進城市化的發展。④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對城市化起著雙重作用。在沿海和西部地區，農村非農產業對城市化起補充作用;而在中部地區，則起替代作用。
本文研究成果的政策含義如下：首先，中國城市化水平的區域差異是由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的客觀現實所決定的。我們的分析表明，東、中、西部地區在城市化發展水平上的不一致，其根本原因在于三大地帶當前所處市場經濟改革的階段不同，影響城市化發展的各因素所發揮的作用也不一樣。作為一個人口眾多、區域發展不平衡和市場經濟不成熟的發展中大國，中國不應該人為地在全國設定一個單一的城市化模式，而應該充分利用市場的力量，因地制宜地推進符合經濟規律的城市化。其次，沿海地區的發展道路可視為中國經濟改革的一個縮影。它的發展經驗表明，一個地區如果政策措施得當，合理調配使用內外資源，就可能推動城市化的快速發展。為加速提高中、西部的城市化水平，縮小沿海與內地間差距，內陸地區應制定適宜的發展政策措施，特別應該認真吸收沿海地區重視運用經濟激勵手段、下放決策自主權、吸引外資的成功經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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