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文化研究含義論文

理解文化研究含義論文

　　“文化研究”這個概念開始一陣緊似一陣地叩打中國文學批評的大門。從名詞介紹、專題論文到個案研究，“文化研究”愈來愈頻繁地出入學術刊物，并且日益時髦。與其說文化研究是一個嚴格的理論學派，不如說這是一個新型的批評運動。沒有一個固定的理論綱領，只有一種相近的興趣�！峨x騷》、《紅樓夢》、莎士比亞戲劇可能是文化研究的素材，麥當勞文化、MTV或者某一幢建筑物的空間格局也可能成為考察對象。文化研究的一個明顯后果是，文學批評的秩序被再度擾亂，學科的分工與邊界遭到了侵犯。如同許多領域一樣，文學研究也曾經上演了開放、沖突與磨合三部曲。這個理論故事的結局是，一批眼花繚亂的概念、術語——諸如現代性、后現代、解構主義、女權主義——終于被確認為文學研究的前沿問題，慢了半拍的大學講壇也開始為“形式”或者“文本”恢復名譽。這時，“文化研究”又突然駕到——這是何方神圣？

　　一批專題論文和個案研究顯示，身份、性別、階級、民族、意識形態均是文化研究熱衷的主題。一些理論家正在有意無意地透露這種觀點：新批評、形式主義或者結構主義已經成為保守的“新古典”，文化研究代表的是歷史的前鋒。但是，另一批理論家對于文化研究憂心忡忡：文學又到哪里去了？生活、黨性、階級、民族、意識形態——中國的文學批評曾經調集一大批諸如此類的概念復蓋了文學。“庸俗社會學”粗暴地用一系列政治命題肢解文學；文學不再是一個有機體，文學的碎片和殘骸只能成為種種政治觀點的見證。如今，盡管“庸俗社會學”聲名狼藉，它的幽靈并未走遠。如果文化研究再度把文學視為配角，“庸俗社會學”必定借尸還魂。那個時候，人們又會看到充當思想史材料的文學，看到了充當階級壓迫、性別壓迫證據的文學，可是，誰來回答這個問題：文學本身是什么？

　　上述的憂慮無疑可以追溯至20世紀中國文學批評史的一系列重大挫折�！坝顾咨鐣�學”一度嚴重抑制了文學的活力，人們對于文學批評產生的傷害記憶猶新。然而，文化研究的破門而入帶來了新的理論挑戰。人們不得不重提歷史事件，辨析幾個理論焦點。

　　首先有必要澄清的是，“庸俗社會學”令人反感的原因是“庸俗”而不是“社會學”。任何一種文學研究的方法都沒有天然的免疫力。無論是新批評、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學理論還是粉墨登場的文化研究，任何庸俗的生吞活剝都只能制造一些牽強生硬的結論。研究方法可能開辟某種特定的視域，或者提出某種進入問題的角度，但是，研究方法不是靈丹妙藥——研究方法并不會自動地產生智慧、深刻的洞察和有力的思想。這個問題的另一面即是，各種研究方法都包含了產生洞見的可能。新批評或者精神分析學理論可能獨辟蹊徑，文化研究可能耳目一新，古老的社會學考察也可能提出意味深長的發現。人們沒有理由將失敗的社會學觀點當成了社會學方法的失敗。方法迷信的癥侯通常是，先驗地、固執地崇拜或者拒斥某一種研究方法。

　　另一個深入人心的理論觀念是，文學研究必須堅持“文學性”的研究�！拔膶W性”意味了文學之為文學的特質，但是，20世紀的文學理論并沒有就“文學性”的內涵達成共識。人物性格的分析，再現社會歷史的程度，作家無意識之中的“俄狄浦斯情結”，讀者的心理反應，還有種種涵義游移的“藝術規律”，這些都曾經投奔到“文學性”的名義之下，充任研究的對象。

　　當然，呼聲最高的一個觀點是，文本的形式特征決定了什么叫作“文學”。新批評、形式主義和結構主義共同將這個觀點確立為文學研究的前提。這個意義上，R·韋勒克具體地陳述了考察文本形式特征的幾個層面：聲音層面，即考察文本的諧音、節奏或者格律；文體層面，即考察某一種文體類別獨特的話語系統；考察文本之中潛藏的意象、隱喻、象征、神話原型；考察敘述性文本的性質及其模式。（注：參見韋勒克、沃倫的《文學理論》，劉象愚等譯，三聯書店1984年版。）總之，這幾個層面的描述是設立文學定義的基石。

　　然而，上述的考察時常遭遇某些有關文本的棘手問題。例如，為什么現代漢語新詩要放棄一整套體系嚴密的詩詞格律？為什么以歷史故事為素材的長篇小說未能出現于先秦時期？為什么大量中國章回小說之中鑲嵌了種種古典詩詞？為什么中國古代戲曲沒有遵循西方古典主義的“三一律”？顯而易見，文本的內部考察無濟于事。象征或者隱喻的解釋說明不了產生象征與隱喻的條件，文本結構的拆解說明不了這種結構形成的時機。深刻的文本解釋必須進入文本背后的話語類型、意識形態以及更為龐大的歷史文化結構。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文本的精致考察同時還產生了一種壓強——迫使人們打開視域，考察某種文本賴以活動的氣象學和生態學，從社會歷史的各種沖動之中找到文本的根系。

　　文本是文學研究的起點而不是終點；從文本的考察進入一個巨大的文化空間，并且根據這個空間的意識形態結構重新形成文本的定位，這在很大程度上即是文化研究的運作方式。迄今為止，文化研究并沒有一個標準的界定；人們也不必因為“文化”的一百多種定義而苦惱——解除形而上學的定義或許即是文化研究的主題之一。在我看來，文化研究的重要意義即是打開視域，縱橫思想，解放乃至制造種種文學的意義。某一個學科或者某一個理論學派均不再作為一定之規約束人們的洞察力。

　　文化研究的開放集中體現于兩個方面。

　　首先，文化研究包含了多種研究方法。從文本分析、心理分析、歷史考據到田野調查、定量統計、跟蹤觀察，文化研究不拘一格。這不啻于開啟了文學的多種層面，提供了不同的思想聚焦點。從新批評、俄國形式主義、結構主義到精神分析學派、解構主義，20世紀西方文學理論的諸多學派不僅顯示了一系列相異的理論模式，同時還對傳統的文學批評視野產生了持續的震撼——其實，文學批評可以擁有許多眺望文學的窗口。盡管如此，現今中國的文學批評仍然十分單調。閱讀一批文學批評的論文可以發現，現實主義模式依舊是多數批評家的理論預設。不論遇到哪些迥異的文本，批評家總是圍繞相當有限的幾個關鍵詞組織一些似曾相識的閱讀感想。也許，文化研究至少可以向他們提供一個啟示：遠遠不止一把鑰匙可以打開現實的秘密；文學可以從各個層面再現和闡釋生活。因此，文學批評也沒有理由一直把文學的意義凍結于“民族性”、“性格”、“歷史畫面”、“真實”、“文化品味”、“苦難”、“懺悔”甚至不倫不類的“好看”這幾個術語周圍。

　　其次，文化研究不再局限于關注文學經典。通常被視為下里巴人的大眾文化同樣納入了理論家的考察范圍。文化研究認識到，無論是意識形態功能還是擁有的讀者數量，大眾文化的意義決不亞于文學經典。文學經典構成了社會的文化記憶，廣告或者武俠小說不是也在塑造人們的意識？大學課堂講授電視肥皂劇或者把偵探小說作為博士論文的考察對象，這種風氣多半來自文化研究的倡導。更大的范圍內，文化研究甚至將世界視為一個可供分析的大型文本。無數物質材料組織了一個物質的世界；同時，這些物質材料的組織方式提供的是一個符號的世界。從建筑物、城市社區規劃到家具的風格、汽車式樣，各種形式符號的表意系統、象征功能以及意識形態涵義均是文化研究的闡釋內容。換言之，文學批評所擅長的文本分析有了一個巨大的用武之地。

　　可以認為，文化研究打開了視域之后，文學與社會歷史之間的多維聯系得到了肯定。文化研究的每一種研究方法都揭示了特殊的聯系方式。以詩證史也罷，文學的白日夢功能對于社會心理的分疏也罷，追求俚俗、追求粗野的修辭與激進的反叛情緒之間呼應也罷，電視肥皂劇之中的主人公對于中學生服飾的影響也罷，通俗讀物之中的廉價愛情對于女性的歧視也罷，從巴爾扎克那里“比從當時所有職業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那里學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注：恩格斯《致瑪·哈克奈斯》）也罷——總之，文化研究的種種結論都證明了文學與生活的密集交織。這是文學的力量，而不是文學的恥辱。文學如同種子一樣撒入生活的各個角落，期待一個合適的發芽時機。世界的設計不可能完全依據文學提供的尺度，快意恩仇或者懲惡揚善僅僅是想象之中的故事；但是，世界上有沒有文學的聲音是不一樣的。正義、善良、平等、經濟以及科技含量正在從各個方面加入世界的配方，力圖左右世界。文學精神沒有理由放棄對于社會歷史的影響——哪怕是極為微弱的影響。文學沒有理由退縮，轉入冬眠。

　　這是不是損害了“純文學”的理想？純文學，這個概念曾經以勇敢和革命著稱。很長一個時期，文學僅僅是階級搏斗的工具，是政治觀念的傳聲筒。“純文學”的提出表明，文學堅決地抖落附在身上的種種枷鎖，恢復文學的清白。文學就是純粹的文學，拒絕充當各種額外“使命”的代理。所以，文學到語言為止，文學就是“玩”語言。當時，這幾乎被視為大逆不道的主張。文學身陷重重箝制的時候，一個“玩”字也會撞得火星四濺�？墒�，歷史的場景變換得很快。如今的“玩”又算什么？休閑的概念已經眾所周知。白領階層正在推敲酒吧或者迪廳的品味。新富豪玩的是古董、名牌轎車、海濱別墅或者環球旅行。“玩”語言無非是跟在這個隊伍尾巴的一個小角色而已。從先鋒的銳氣到保守、凝固，這是“純文學”概念演變的歷史曲線。我曾經在《空洞的理念》一文之中給予描述：

　　可以看到，“純文學”的概念正是在八九十年代的歷史文化網絡之中產生了批判與反抗的功能。這個概念從另一個方向切入了歷史。然而，歷史的辯證法就在這個時候啟動了。這個概念發生了影響之后，“純文學”開始被賦予某種形而上學的性質。一些理論家與作家力圖借用“純文學”的名義將文學形式或者“私人寫作”奉為新的文學教條。他們堅信，這就是文學之為文學的特征。這個時候，“純文學”遠離了歷史語境而開始精心地維護某種所謂的文學“本質”。電子傳播媒介、現代交通和經濟全球化正在將世界聯為一體。種種新型的權力體系已經誕生。歷史正在向所有的人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問題。然而，這時的“純文學”拒絕進入公共領域。文學放棄了尖銳的批判與反抗，自愿退出歷史文化網絡�！凹兾膶W”的擁護者不憚于承認，文學就是書齋里的一種語言工藝品，一個語詞構造的世外桃源。先鋒文學的激進語言所包含的意識形態解構已經為漫不經心的語言游戲代替�！�…這個概念卻突然喪失了歷史份量。

　　當然，強調文學介入公共領域和歷史文化網絡并不是再度把文學作為哲學、社會學或者歷史學的圖解資料。文學形式的形成包含了社會歷史的催化，但是，形成之后的文學形式保證了文學內容的獨立性——獨立于哲學、社會學或者歷史學。這即是形式自律的意義。問題的深刻之處在于，文學的自律恰恰是在介入現實之后顯示出來的。自律不等于孤芳自賞。文學話語與其他符號系統的差異證明了文學之為文學的性質。這時，比較是意味深長的。古老的“摹仿說”正確地看到了文學與現實相似的一面；文學形式的考察——例如俄國形式主義的“陌生化”之說——重視的是文學與現實相異的一面。后者之所以愈來愈得到理論的關注，因為相異說明了愈來愈多的問題。相異使文學成了現實的“他者”，相異使文學顯示了現實所匱乏的是什么，相異還使文學展示了一些可能的維度。于是，相異使文學進入現實，同時又不屈從于現實。文學與現實的相似使文學可解，文學與現實的相異使文學具有批判性。

　　也許，以上的表述必須加上一些限制性的定語——“真正的”文學或者“理想的”文學。可是，如今的文學恰恰正在往相反的方向演變。文學正在邊緣化；另一方面，種種文學之外的力量試圖敲開文學的形式，改造文學。強權對于文學的干涉眾所周知；同時，文學所遭受的另一些壓力也不容忽視。電影對于文學的表述語言產生了哪些影響？電視如何奪走了文學的讀者？廣播站點的增加給文學帶來了什么？流行歌曲沖垮了傳統的詩歌嗎？暢銷書的寫作模式起的是什么作用？小報上離奇的故事會不會比正統的文學更為引人？通俗刊物的巨大發行量是一種啟示還是一種打擊？讀圖時代會導致文學的瓦解嗎？忙忙碌碌的讀者還有沒有時間閱讀篇幅巨大的長篇小說？計算機網絡上的文學與印刷在紙張上的文學具有多少根本的差別？……至少可以從這些有趣的問題之中看出，沖擊文學傳統的因素增加了許多，意識形態征用文學的手段也隱蔽了許多。各種流行的文化樣式熙熙攘攘，文學既給予抗拒，又給予合作。文學企圖固守傳統，保持既定形式，但文學又不得不在多方的周旋之中贏得新的空間。總而言之，現代主義式的反抗、拒絕和孤獨的憤怒漸漸過時；后現代主義式的解構、融合和大眾化逐步占據上風。文學與商品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靠近，或者已經成為走俏的商品，甚至開始大規模的產業化。文化生產正在誕生種種前所未有的形式，文學的經濟意義成為一個令人垂涎的主題。這時，文學編織到一個愈來愈復雜的關系網絡之中，出現種種明顯的或隱蔽的互動。例如，一部電視肥皂劇的情節特征可能與廣告贊助商推介的商品、電視臺播放的時間段、劇情介紹的文辭以及掌握家庭采購權的主婦存有彼此制約的連鎖關系。文化研究的重大議題即是，揭示文學背后的文化脈胳，揭示文學批判性的當今形式，揭示文學的批判性如何轉入另一些文化樣式，得到增加或者削弱。人們已經對文化研究的理論淵源談了許多：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傳統，法蘭克福學派和伯明翰學派，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葛蘭西有關文化霸權的思想，羅蘭－巴特對于日常文化符號的分析，如此等等。的確，只要意識到中國文學正在進入某種新的歷史結構，人們就會意識到這些理論闡釋的巨大活力。

　　文化研究不存在一個充當“大敘事”的理論綱領，種種個案分析并非某一個理論體系的派生物。文化研究仿佛顯示，具體的、深刻的理論分析遠比一個自足的理論體系重要。這也暗示了理論趣味的重大轉換。黑格爾式的理論體系不再是一個輸出各種理論命題的中心結構，整體化的理論圖景已經破裂。人們生活在每一個歷史局部，不要用形而上學的大概念掩蓋各個歷史局部的特征，并且強行虛構一個統一的邏輯，一個和諧的理論場。文化研究描述每一個文學個案的理論形象，描述它們的獨特理論精神以及相互之間的矛盾。許多時候，這些毫不雷同的理論形象恰恰對于整體化理論圖景形成了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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