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人范式經濟哲學闡釋
中國的經濟學、政治學、法學、倫理學、社會學以及整個哲學社會科學的進步,也要求中國的學人對這些學科交叉領域中構成人類社會運作之深層理性基礎的一些基本價值進行評判和審視。
[摘要]
目前，對于行為的理解仍然是基于物質理性的功利主義維度，研究層次淺。傳統的主流經濟學和現代的非主流經濟學，都是建立在客觀唯心主義基礎之上討論的，都是在理性的認知范圍之內，超出理性的認知范圍，經濟學就變得無能為力。在研究行為動機和過程時，應將主體和客體兩個分離的世界融合，在更加廣闊的視域里進行認識，將行為從現有的經濟理性認知局限中解脫出來，加入社會理性、精神理性、超理性的理念來重新審視行為合理性。
[關鍵詞]
經濟與哲學;理性人范式;新路徑;反思和超越
一、前言
經濟學教授韋森(2007)指出：“經濟學的倫理基礎和道德判斷問題的復雜性,與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成長過程中出現的諸多社會問題一起,正急切地呼喚著中國經濟學界重視對福利經濟學和社會選擇理論問題的研究。中國的經濟學、政治學、法學、倫理學、社會學以及整個哲學社會科學的進步,也要求中國的學人對這些學科交叉領域中構成人類社會運作之深層理性基礎的一些基本價值進行評判和審視。這無疑是未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所提出的一項非常緊迫的時代理論要求。”經濟學中的理性人假設充滿了功利主義的色彩，而現代經濟學中在這一假設中已經越走越遠，我們必須要回歸理性人原點，從根本上做出重新闡釋和分析。
二、經濟哲學的融合路徑的新范式分析———以理性人為例
新古典經濟學是建立在個人主義基礎之上對理性人的構造和邏輯推演，闡述了個體(消費者———生產者)、組織(企業———產業———市場)、行為(競爭———競爭壟斷———壟斷競爭———壟斷)、價值(配置———規制)等概念。雖然說心理學和經濟學分析范式都是基于個人主義，但是心理學更傾向于對個人感覺的描述，而經濟學更傾向與對個人理性的描述。從這個層面上講，心理學應該起源于主觀唯心主義，因為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被這門學科歸納為心理的感應—觸發—行為模式，當代經濟學應該起源于客觀唯心主義，因為在當代經濟學的世界中很多的概念(市場、競爭、壟斷等)可以通過抽象邏輯推理展現給我們一個完美的世界，而在這個完美的世界之后起因———“看不見的手”卻只能歸根于某種神秘的力量。威廉•詹姆斯提出：“從最廣義的所謂自我說起，而后逐步尋求到自我之最微妙最精深的方式，由德國人所謂經驗的自我之研究到純粹自我之研究。從最廣義的自我說，我們可以將它的歷史分成三部，關于：
一是它的成分;
二是這些成分所引起的感情和情緒———自我情感;
三是這些成分所激發的行為———自營與自保。
這個自我的成分可以分成幾類，即構成(甲)物質的自我;(乙)社群的自我;(丙)精神的自我的成分;(丁)純粹的自我的成分。物質的自我指的是個人的身體、衣著、家人、居所和財產等。社會的自我來自于同伴的認可，有多少同伴就有多少個社會的自我。精神的自我指監控內在思想和情感的自我，指一個人對自身意識狀態、態度、氣質、個人興趣等內在精神生活的意識。純粹的自我指在人格恒同感下的自我感知、判斷與行為。汪丁丁指出，理解個體行為可以放在三個維度的思考框架之內：第一個維度是“物的秩序”，完全從技術、物質的角度進行考察;第二個維度是“社會秩序”，從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角度來考察概念;第三個維度是“精神秩序”，它包含精神的訴求、自我的訴求，比較抽象。
對于亞當•斯密所指出的：“這種傾向(互通有無，物物交換，互相交易)，是不是一種不能進一步分析的本然的性能，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不是理性和言語能力的必然結果，這不屬于我們現在研究的范圍。”如果講斯密時代的知識與技術還不足以認識到意識和理性問題，那么對于當下，我們已經有足夠的技術和知識來分析交易的動機，如果我們選擇漠視，這無疑是對文明的一次背離。理性是意識的規律性的實在，實質上說明理性是人類有限認知層次上的秩序。
在秩序范圍內，人類依據相關的標準及其經驗評判行為、目的、價值的理性，范圍之外便感到無能為力。在新古典經濟學中理性被單獨置放在通過貨幣計算效用的功利主義維度，將理性人假設為追求利益最大化，純粹權衡成本收益的工具。理性等同于利益及其利益的追求，這無疑是偏狹的，不符合事實的。無論哪種理論都不能忽略作為人本身存在的意義以及價值，經濟學理性假設應該建立在人本主義視角之上進行研究，在此筆者將經濟學理性拓展為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物質理性，基于生存發展的需要，以物質的角度來衡量生存的價值以及意義。
二是社會理性，基于交往的需要，以人際關系的角度來衡量生存的價值以及意義。
三是精神理性，基于思想的需要，以精神的滿足的角度來衡量生存的價值以及意義。
四是超理性，基于理念(價值觀)的需要，以自我實現的角度來衡量生存的價值以及意義。
韋森提出：“經濟學家作為一個‘學術人’所面臨的問題，首先是如何透過自己的文化信念和價值觀，去發現人類社會中的某些‘自然秩序’。”在此筆者將經濟學理性從物質理性的功利主義維度束縛中解脫出來，在更廣闊的視域中尋找物質理性、社會理性、精神理性以及超理性共融的理論，使經濟學理論走向新的紀元，筆者認為這才是人類社會自然秩序的正確路徑。亞當•斯密指出：“我們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
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的話，而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我們不說自己有需要，而說對他們有利。”馬歇爾指出：“經濟學既是一門研究財富的學問，也是一門研究人的學問。宗教力量和經濟力量共同塑造了世界歷史。(第一章導論)經濟學主要研究人類活動的動力和阻力，這種動力和阻力的數量只能大略用貨幣來進行衡量。不過，這種衡量僅指動力和阻力的數量而言。不論是高尚的還是卑鄙的動機的質量，在性質上都是無法衡量的。
如果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還不能由正確而可靠的知識來解決，或者如果是一個一般的經濟分析及推論方法還不能解決的問題，那么，在我們純粹的經濟研究之中，就將它放置在一邊好了。不過，我們之所以這樣做，只是因為如果要將這種問題包括在所有問題研究當中，反而會減少我們經濟知識的正確性和精密性，以致一無所獲。(第二章經濟學的實質)”薩繆爾森指出：“經濟學研究的是一個社會如何利用稀缺的資源生產有價值的產品，并將它們在不同的個體之間進行分配。
經濟學的精髓之一在于承認稀缺性是一種現實存在，并探究一個社會如何組織才能最有效地利用其資源。”對于亞當•斯密的利己心，經濟史學家艾瑪•羅斯柴爾德提出：“我將要說明的觀點是，斯密并沒有特別推崇看不見的手�？床灰姷氖值谋扔髯詈美斫鉃橐粋�溫和的諷刺笑話。在這些情況下，看不見的手的成功與否取決于個體商人是否選擇通過政治影響、權力的使用以及其他方式去追求他們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說，看不見的手既要求有良好的制度也要求有良好的規范，通過這種方式人們在明確界定的游戲規則中追求他們的利益，而不是通過試圖影響制度與規則來追求利益。”
對于新古典經濟學所存在的問題，賀京同教授(2007)指出：“新古典經濟學作為科學的經濟學理論，仍然逃不脫它的相對真理性，即它所適用的范圍是有限的和相對的：大量現實經濟中的所謂‘異�，F象’無法用新古典理論框架進行解釋和預測，比如股票溢價之謎和非自愿失業的根源問題等。其原因是，新古典經濟學由于把經濟分析的出發點鎖定為‘剛性的’經濟理性人，因而其分析過程必然帶有機械主義色彩，這使得各種社會關系也被作為一種機械而非人格化的關系來對待，從而導致以它為前提的經濟學分析顯得過于僵化，因為非人格化的‘機械人’并不能再現復雜社會中人的思考、喜好和相互行為，這忽視了人具有自然和社會雙重屬性的事實。”在當代經濟學中，對于行為的描敘以功利主義哲學為準則，建立在偏好基礎之上，為人類理性的呈現形式。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選擇理論可描述為“行為偏好+利潤最大化”。新制度經濟學將信息和環境的不確定性引入經濟分析，在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選擇”理論上更進一步，彌補解釋現實問題的不足，但從在社會角度和心理角度上的分析有著先天的缺憾。
何大安(2006)將其模式概括為“有限理性+效用最大化”。行為經濟學關于人類選擇行為的分析，將功利的觀念引入了時間維度，劃分為“當下的功利”和“長期的功利”;拓寬了心理維度的解析內涵，強調認知局限，創立了以非理性選擇為中心內容的展望理論。何大安教授(2006)將其概括為“認知局限+偏差行為”。新古典經濟學中理性所要追求的目標是以貨幣為計量單位的效用，新制度經濟學中理性所要衡量與計算的效用范圍之內加入了個人心理、制度文化等因素，行為經濟學的理性是以心理效用為標準的自然人快樂。
三、小結
對于行為理解的潛在意義仍然是基于物質理性的功利主義維度，缺乏對行為更深層次的研究。筆者認為無論是傳統的主流經濟學還是現代的非主流經濟學，都是建立在客觀唯心主義基礎之上討論的，在理性的認知范圍之內，經濟學可以自由的使用理性人、完全競爭、一般均衡和市場等概念，而超出理性的認知范圍，經濟學就變得無能為力。這樣會直接剝離了人類存在的價值感及意義。而本文認為對行為動機和過程意義的研究，會將主體和客體兩個分離的世界融合，融合成為一個自洽的可認知的世界，使人類行為更具有實踐意義和價值意義。要理解人類行為的動機和過程，就要放在更加廣闊的視域里進行認識。從單單物質理性的功利主義維度中，將行為從現有的經濟理性認知局限中解脫出來，加入社會理性、精神理性、超理性的理念來重新審視行為合理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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