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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創業需要邁大步
【創 業 資 訊】3月29日，KAB創業教育（中國）研究所在KAB年會上發布了以“社會創業的國際比較及中國實踐”為主題的《2012年中國創業教育報告》。
“在商言商”、“無商不奸”……這些經文化和歷史沉淀的定論讓大眾對“商人”的印象不佳。然而，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院長、KAB創業教育（中國）研究所所長李家華認為，對于以“培養商人”為目標的創業教育來說，無論教出的學生被劃作“在商言商”的一群，還是“無商不奸”的一隊，都是一種缺憾。“今年之所以會以‘社會創業’為報告主題，就是希望中國的創業教育能夠再提升一個臺階，最終實現‘讓經濟人道德起來，讓道德人經濟起來’的目標。”
《2012年中國創業教育報告》顯示，社會企業在歐美的發展由來已久，比較而言，社會企業在中國還處于發展的起步階段。如果嚴格按照西方國家的社會創業組織概念來看，中國目前還沒有比較成熟的案例。然而，中國的民間組織、事業單位、社會福利企業、合作社、基金會等都在擔當社會創業的責任，許多“準社會企業”有很大的潛力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報告認為，隨著中國政府服務型管理方式的轉型，預計將有大量公共服務由社會組織承擔。這些非營利組織可能自下而上推動第三部門的改革，為社會企業的健康發展創造極大的空間。
社會企業是什么
1998年，法國經濟學家蒂埃里·讓泰（Thierry）最早提出社會企業的概念。他認為，社會企業不是以人們衡量資本主義經濟的辦法——即工資、收益等——來衡量的，它的產出是把社會效果和間接的經濟效益結合在一起。
經過10余年的發展，社會企業已在各國進行了一定的實踐，但在學術界還未對社會企業形成統一的定義。社會企業，不是純粹的企業，也不是純粹的慈善組織，社會企業透過商業手法運作，所得盈余全部或大部分用于扶助弱勢社群、促進社區發展及社會企業本身的投資。然而，由于地域文化及社會發展狀況的不同，各國對社會企業的理解也不盡相同。
在歐洲，社會企業被界定為合作社與非營利組織的交叉組織，其中合作社包含勞動者合作社及使用者合作社，而非營利組織包含生產型非營利組織及倡議型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偏向勞動者合作社與生產型非營利組織的混合體。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教授、KAB創業教育（中國）研究所副所長劉帆介紹，英國社會企業聯盟用一句話概括社會企業的定義，即“用商業的手段實現社會的目標”。
美國學術界則傾向于用“社會企業精神”來代替“社會經濟”這一概念，主要依照“賺取收入”和“社會創新”兩個流派來研究社會企業。部分研究者提出“雙重價值創造”的觀點，認為社會企業應該是一種混合性的組織，同時兼具“社會目標”和“經濟目標”。
許多國內學者也對社會企業進行了定義。比如清華大學王名教授等人認為“社會企業可以定義為一種介于公益與營利之間的企業形態，是社會公益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的產物；這種企業形態可以從現象和本質兩個維度來把握”。
劉帆總結，廣義的社會企業是指采用創新的方法解決社會主要問題，采用傳統的商業手段創造社會價值而非個人價值。它既包括非營利組織或者兼顧社會利益的營利組織，也包括一些營利組織充分利用資源解決社會問題，還包括非營利組織支持個體去創立自己的小型公司或者企業等。而狹義的社會企業主要是指非營利組織運用商業技能獲取收入，解決社會問題，實現組織的自我永續發展。
歐美社會企業的興起和發展
報告指出，在發達經濟體中，一個“社會企業領域”正在迅速成型；“社會企業家”在實踐領域已經發展成為一種“準職業”。社會企業在學術領域也已進入主流研究視野。牛津大學薩伊德商學院成立了“斯科爾社會企業研究中心”，哈佛大學商學院從2004年開始招收“社會企業”博士生，很多著名商學院相繼開設了“社會企業”課程。
英國社會企業的出現源于兩次世界大戰的沖擊以及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當失業、犯罪、貧困以及人口老齡化等問題層出不窮，傳統福利國家體制衰落，社會企業便應運而生。同時，歐洲慈善活動的傳統在社會企業的興起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非營利組織為了追求更高的效率和財務獨立而采取的適當的市場運作也為社會企業的長足發展提供了可能。
美國的社會企業發展則始于上世紀70年代。由于政府大幅縮減對非營利組織的財政支持，非營利組織慢慢向“市場化”邁進。到了上世紀80年代，商業收入成為非營利組織的主要資金來源，商業企業也利用自身的市場競爭優勢投入到社會福利領域。
劉帆表示，歐美社會企業的發展雖然存在差異，但在社會指標、社會募集導向和社會所有者擁有權等方面存在共同點。
同樣，歐美社會企業也面臨一些共同的問題。比如“社會企業和社會企業家們的‘邊界’究竟在哪里”、“社會企業家們該對誰負責，如何負責”等等。
除了歐美發達國家，社會企業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也出現了愈加蓬勃的發展趨勢。然而，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社會企業”這一概念本身尚未得到認知和普及。
中國社會企業正在成長
2004年，隨著戴維·伯恩斯坦的《如何改變世界：社會企業家和新思想的力量》和查爾斯·利德比特的《社會企業家的崛起》中文版的發行，社會企業的概念被正式引入中國。雖然民眾仍然對社會企業一知半解，它卻在非營利組織實務界和學術界成為熱門話題。
報告指出，在市場轉型時期，中國的社會政策體制在勞動就業、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等領域面臨著種種挑戰。對此，政府逐步采取了以“分權化”和“民營化”為導向的改革措施，即在社會政策制定與實施過程中逐步給予地方政府更多的決策權，更多地從日益繁榮的市場經濟和社會部門中動員資源，使得社會企業能夠同時從政府、社會、市場以及國際社會中汲取發展的動力。
上世紀80年代起，我國國有福利機構開始尋求收入來源與服務的多元化，強調通過收費服務、經營營利性產業獲得市場收入。這便為社會企業的興起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過去10年間，中國的非營利部門也得到了迅速發展。截至2009年年底，全國共有社會組織43。1萬個，業務范圍涉及科技、教育、文化、衛生、勞動、民政、體育、環境保護、法律服務、社會中介服務、工商服務、農村專業經濟等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吸納了社會各類就業人員544。7萬人，形成固定資產1030億元，各類費用支出1094。7億元，社會組織增加值為493。1億元。有學者指出，在目前法律認可的三類社會組織當中，民辦非企業單位具備更多社會企業的特點。此外，企業社會責任在中國發展迅速，各種論壇、評獎、研究機構、服務機構紛紛出現，CSR業已成為政府、企業界、媒體、公眾、研究者普遍關注的話題。CSR的蓬勃發展促進了市場部門與非營利部門間的跨界合作，從而實現商業需求和社會需求的雙贏。同時，國際交流與合作也為我國社會企業發展提供了條件。過去幾年間，國外學術機構以及在華國際組織通過論壇、研討會等多種形式介紹了國外有關社會企業、社會企業家精神的理論與實踐，一些國際機構在培育社會企業家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一些國際投資機構也開始在中國尋找公益風投的機會。
報告指出，培育、規范和發展中國社會企業對于推動政府職能轉變、減輕政府財政負擔、建設和諧社會和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方面具有現實意義。政府可以根據自身國情，借鑒國外的成功經驗，制定推動中國社會企業發展的政策措施。應加強政府有關部門之間及其與各利益相關方的協同合作，加強對中國社會企業領域的研究，建立鼓勵、規范和引導社會企業發展的法律法規體系，宣傳推廣社會企業的概念和成功案例，增強社會企業的社會認知度和信任度，與利益相關方合作，為社會企業提供資金、信息和能力支持，培養年輕一代的社會企業意識和建立實踐機制。
了解社會問題是社會創業的前提
在李家華看來，中國現在的社會問題是由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造成的。接下來，中國還面臨城市化進程的問題。“中國現在的城市化叫‘淺層次城市化’，是物的城市化。接下來，中國面臨的深層次城市化核心，就是人的城市化。”李家華說，“在城市化中出現的最主要矛盾，一是就業問題，二是貧富懸殊。”
解決社會問題不能只依靠政府，也不能依靠市場，唯一的路徑只有靠創新和創業，這就需要大量的社會組織來幫助解決社會矛盾，商人的價值也同時凸顯出來。在此背景下，創業教育應重視加強對社會創業的強調，高校KAB創業教育教材中也已加入社會創業的章節。
李家華認為，創業教育要提高指導學生創業的層次，設定社會目標作為創業的目標。要引導學生以觀察社會問題為前提，培養社會意識，并參與社會活動，通過參與去體驗、發現和經歷，比如通過志愿服務等途徑去關注和理解社會問題，以此提升社會能力，形成社會貢獻。
最后，李家華呼吁，中國的創業教育需要政府更多關注創業的社會價值，需要企業加大對社會項目的支持，也需要學校擴展社會創業教育的內容。希望青年創業者以社會創業為目標引領創業活動。“創業需要文化。我們呼吁建立一個社會創業、商業創業共同繁榮的社會文化。”李家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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