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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解讀農業供給側結構改革
為什么要進行農業供給側改革呢，下面是關于農業供給側結構改革解讀，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一、為什么要提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第一方面，中央提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初衷，主要是基于農業發展階段的改變、現實悖論和三個不可持續。解決三農問題，推進農業現代化。
農業發展階段的改變。建國以來農產品[股評]供求關系經歷了三次大的轉折，最開始是農產品大量供應不足;上世紀80-90年代農產品逐步增產，供求關系逐步走向緊平衡;新世紀以來，特別是最低收購價制度確立后，出現了大量庫存。現在以糧食為代表的一些重要農產品的供求關系已經從總量上的矛盾轉變為結構性的矛盾，在主要矛盾發生變化的情況下，相關生產關系的調整也是勢在必行。
糧食產量、庫存量都處于高位，但仍然大量進口糧食的悖論。2004-2015年糧食產品連續十二年增長，每年增產量大概為254億斤，增產量非常大，今年稍微有所調整。糧食庫存量也不斷增加，目前玉米庫存2.75億噸，滿足1年半的消費;稻谷1.25億噸，滿足9個月的消費;小麥0.61億噸，滿足7個月的消費。產量和庫存都處于高位，意味著中國的糧食是充足的，但出現了一個現象，每年還大量進口糧食。這個現實的悖論，說明我國糧食的供求關系出現了問題。
小規模高成本農業模式、生產與消費矛盾、糧食財政三個均不可持續。
一是，國際低價農產品進入國內市場，小規模高成本農業生產模式難持續。從2004年實行最低保護價到2008年糧食收儲，我們不斷提高最低收購價和農儲價格，成本不斷提高，國內農產品和國際農產品價格的倒掛從短期到長期、從部分農產品到幾乎所有農產品。在這種情況下，國際低價的農產品大量進入中國市場，小規模高成本模式的負面影響逐步顯現。
二是，生產消費的矛盾激化。GDP和居民收入多年持續增長，消費也在轉型升級，從大規模排量式的消費轉變為多樣化、個性化的消費，原先的原料性大眾化的生產模式不適應這種變化，即短缺經濟下的供不應求變成了供需錯配。與此同時食品安全事件不斷發生，如鎘大米、毒牛奶，過去以產量為導向的農業發展模式帶來了一系列對環境的破壞，導致食品不安全，加劇了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矛盾。
三是，糧食財政負擔越來越重。從市場經濟角度講，特別是在國內國際經濟聯動不斷提高的情況下，國內外糧食價格倒掛，導致“外糧入市，國糧入庫”。政府不斷收儲，進口不斷增加，國家又不斷增儲，使得糧食庫存不斷增加，財政負擔加重。我們稱之為“兩頭補貼”，一方面鼓勵農民種糧，給予補貼，同時儲糧又要補貼。有人做過測算，每噸糧食每年的庫存成本，包括收購費、建庫、保管費、資金利息等，大概為250元左右。僅玉米一項，按照2.5億噸計算，一年的庫存費用就有630億，財政負擔越來越重。
二、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
第二方面，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報告里面提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質量，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還是要解決農產品的供給，提高農業供給體系的靈活性和效率，使農產品的供給和需求更加平衡。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有三個方向。第一，增加綠色農產品供給，保證舌尖上的安全，具體包括標準化生產、質量監管、農村環境整治等。第二，完善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在農產品收儲制度越來越不可持續的情況下，通過價格改革，一方面有效去庫存，另一方面形成一個通過價格合理調節生產和消費的運轉機制。第三，以土地改革為主的農村產業制度改革，包括土地三權分置、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等。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六大任務。
第一，去庫存。去庫存面臨一個悖論，一方面是農產品庫存逐年增長，另一方面是庫存去得太快又會打壓價格，不去的話財政負擔會過重。如何節奏可控的去庫存，是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緊迫的問題。
第二，調結構。雖然農業產量增加了，但是農產品的品質結構、區域結構、生產結構并不合理，需要統籌糧食生產。目前主要的任務是在西北風化干旱區和北方的農牧接觸帶等玉米產量比較低的地區，退出5000萬畝玉米的生產。
第三，提品質。在總量安全的前提下保證質量安全，讓供給質量更適合消費升級的需要。
第四，促融合。一是在消費多樣化的背景下，農業與教育、文化、旅游等融合。近幾年鄉村旅游、文化創意農業、定制農業這些新的模式的興起，就是拓展農業多功能、促進融合的一個方面。二是理順農產品產業鏈。這些年我們只強調生產，出現了 “稻強米弱，麥強粉弱”的現象，加工產品的價格反而還不如原料產品。因此除了強調生產外，還要理順上、中、下游整個產業鏈。
第五，降成本。在成本逐年上升的的背景下，要節本增效，如推廣化肥農藥的減施技術。
第六，補短板。雖然國家不斷加強農村的基礎設施服務，但是農村糧食生產的基礎設施還是有明顯的短板。
農業供應結構性改革的核心在“三改”，簡單的壓縮生產規模、去庫存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無法化解前面所說的三個矛盾。
第一，改要素。一方面大量年輕勞動力轉移出農村，另一方面受到城鄉二元制度的限制，城市的管理技術、資本、產業技術難以進入農村，這使得要素配置結構扭曲、農業生產拼資源拼消耗。因此，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要優化要素的投入結構和要素的組合方式，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第二，改市場。要實現農產品的有效供給，首先要有一個健全的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否則只能帶來更大的資源錯位。目前產品市場、要素市場、期貨市場等市場，特別是土地市場和產業交易市場的機制不健全，無法形成合理的價格去引導生產、調節消費。供給側改革要在市場體系不斷健全的情況下，合理的把握政府和市場之間的行為邊界問題。
第三，改調控。雖然我們不斷加強政府調控機制的建設，但是缺乏規范化的、適應市場經濟需求的政府調控機制，制度時常“急剎車”。比如12年的 “蒜你狠”、“豆你玩”，雖然政府立刻調控，但是究竟去調控什么、用什么方式去調控，并沒有明確的機制。又比如90年代末糧食大量增產，當時為了消化存糧，政府鼓勵乙醇生產。但幾年后出現了“與人爭糧，與畜爭食”的情況，政府又限制生產，但是根據實地調研調控效果有限。近年庫存量伴隨糧食產量增長，很多地方又開始了對糧食加工業的補貼，但是上一輪的限制已經累積了大量閑置的產能和深加工產品的庫存。
與此同時，一些關鍵的制度特別是土地制度，還沒有落實。我國的整個城鎮化過程中人地分離，大量勞動力進城后，土地沒有相應的向城市調整，農村大量宅基地閑置，而城市建設用地緊缺，這一矛盾在房價上表現的非常明顯。根據2014年的統計，我國每年有農村項城市轉移的勞動力達2億多，但是居民的住宅用地的供應量還是增加的，與人口流動的趨勢不相符。
三、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影響
第三方面，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影響，分宏觀層次、行業層次和微觀層次。
首先，是宏觀層次的影響。第一，改變小規模高成本的農業模式，形成更加優化的經濟體制和產業體制，實現農業現代化。第二，解決供求矛盾，提高農產品的供應效率。第三，財政更可持續，實現一個更合理的農業支持框架體系。
其次，是行業層次的影響。一是農業的功能獲得延伸。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好和新一代信息技術向農村大規模滲透的趨勢疊加，會催生出新的產業、新的鏈條、新的模式，如創意農業、定制農業、互聯網農業等新模式。二是隨著對綠色農產品需求的增加，傳統產業如化肥企業將會面臨困難，而現代手工業、供應高質量農產品的行業則將會迎來利好。三是過去我們過于強調增長，導致原料成本高，很多農產品精深加工企業發展不起來。隨著產業鏈條的理順，預期這些行業也將迎來利好。
最后，是微觀層次的影響。由于新的產業、新的模式涌現，包括農業基礎設施短板在內的領域均給相關企業帶來投資機會。2016年12月6日，國家發展改革委聯合農業部發布了《關于推進農業領域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的指導意見》，鼓勵社會資本進入農業，包括農村基礎設施和農業產品的倉儲、流通。
農業是國民經濟基礎，是人類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它不同于其他行業。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具有以下三個特性。
第一，基本性。農業涉及人基本的吃飯問題和土地征收問題，土地征收問題關系到社會穩定。
第二，復雜性。農業化生產有別于工業化生產，地區間的種植結構、生產習慣差異大，如果我們采用一刀切的政策，在區域差異這么大的情況下調結構，難度非常大。
第三，不可控。工業化產品通過標準的流水線生產，流水線可以關掉就關掉，但農業產品受自然災害、市場風險、政策風險的影響均較大。
由于上述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三個特性，如果農業供給結構性調節不好，將會有很大的風險。
第一，糧食可能會減產。雖然糧食產量在增長，但這種增長是在消耗資源、犧牲環境基礎上得來的，實際上我們整個產能是不穩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調整不好，可能出現產量的大幅波動。
第二，加工企業貸不到款。大部分收糧是通過貸款進行的，在糧食市場形勢好的時候金融機構愿意提供貸款，但目前市場形勢不明朗時，收糧企業庫存量增加、結構性過剩，再上加工企業等農產品行業企業大部分資產無法抵押，此時政策性銀行等金融機構提供貸款的意愿不強。
第三，導致被動去庫存。我們調研時發現，糧食大多在農民室外的冷庫里，玉米價格從去年的每斤一塊多錢跌到現在的5.5-6角。鑒于現在還不是一個集中賣糧的階段，有人估計大概春節過后，到了糧食集中上市的階段價格是大概6毛，回到十年前的水平。價格水平的下跌，影響生產從而庫存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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