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自由視角下經濟學與倫理學的發展觀

探析自由視角下經濟學與倫理學的發展觀

摘要：以阿馬蒂亞·森自由視角下的發展觀為主線，首先從現代經濟學倫理不涉的現象入手，分析了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經濟學分析視角的單一性，進而論述了森以自由為視角，重建經濟學之倫理層面的重要思想。?

關鍵詞：阿馬蒂亞·森；經濟倫理；視角；自由?
　　
　　1 現代經濟學的倫理不涉?
　　
　　隨著現代經濟學的發展，經濟學家越來越關注復雜的經濟指數計算和完美的經濟模型構建，這使得經濟學背離了它的原初動機——面向人類的生活和現實。阿馬蒂亞·森認為，現代經濟學的倫理不涉現象已經成為主流，它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經濟學與倫理學的疏遠；經濟人與道德人的分裂；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隔離。?
　　其實，經濟學有兩個根源——一個是與紛繁復雜的計算和模型相關聯的“工程學”方面的內容，另一個則是與人類現實生活和幸福相關聯的“倫理學”方面的內容，而當今，無論是微觀經濟學還是宏觀經濟學都表現出了傾向于第一個方面內容的研究，而忽略了經濟學誕生之初就肩負的“經世濟民”使命。“現代經濟學的不自然的‘無倫理’特征與現代經濟學是作為倫理學的一個分支而發展起來的事實之間存在著矛盾”。從傳統的倫理學家和經濟學家那兒，我們看到了經濟學與倫理學自古以來就存在的姻聯，而如今，隨著實證主義主導地位的確立和鞏固，現代經濟學與倫理學走的越來越遠，森嘆息到：“隨著現代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的隔閡不斷加深，現代經濟學已經出現了嚴重的貧困化現象�！边@的確是經濟學的困頓，也是倫理學的悲哀。?
　　經濟學與倫理學的疏遠使這兩門學科在各自的研究領域中對“人”的界定也出現了分裂，由此，“經濟人”和“道德人”成為了毫不相容甚至對立的兩種人性。在經濟學的假設前提中，人被定義為永遠只做理性選擇的“經濟人”，他的最重要特征就是自利，經濟學理論在這個“經濟人”的假設前提下進行各種經濟模型的構建和研究。在森看來，對“經濟人”的理性假設有它的合理之處，因為“其他任何非理性的特殊類型的假設可能會導致更多的錯誤”但問題在于，這種遵循“選擇的內在一致性”、“自利最大化”和“一般最大化”的理性人，并不是經濟學本來意義上所要表達的經濟人，森說，經濟學上對人的理性的狹隘規定其實是對斯密理論的曲解所造成的。許多經濟學家都喜歡引用斯密關于肉商、釀酒商和面包商的論述來說明人類行為的“自利”本質。其實，當我們重新審視斯密關于理性人的思想時就會發現，斯密要說的恰恰是不能滿足于把經濟拯救建立在某一種單一的動機上。滲透在他文字里更多的是作為一個人，他的同情心和慷慨心的融合，主體情感與旁觀者情感的統一。“斯密的理性人概念把一個人牢固地放在周邊人群之中——放在他所屬的社會之中。一個人的價值判斷和行動都顧及別人的存在，個人并不是與‘公眾’隔離的”。一個真正的理性人是既能考慮自身利益，又能站在“上帝”位置考慮整個社會正義的道德人。在這樣的意義上，“經濟人”與“道德人”本質上應該是統一的，然而，現代經濟學則完全撇開了“道德人”這一方面，對“經濟人”給予了狹隘的理性定義，這使得人類從此患上了滑稽可笑的“精神分裂癥”并過著在經濟領域和道德領域分裂式的生活。?
　　現代經濟學對單純的工具性價值的追求，而忘記了追求財富與利益的最終目的，使得經濟學的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嚴重分離。經濟學只做著研究怎樣獲取理論上的最大利益的工作，只做著指數計算精確的技術性工作，只做著讓模型的變量越來越多而其本身越來越完滿的工作。數字和模型擺在人們面前，但卻很難改善人們現實的生活。其實，人的生活不僅僅是追求物質財富和自身利益，從某種意義上說，人們似乎更關心“一個人應該怎樣生活”這個廣泛的價值問題。森把它稱為“倫理相關的動機觀”。森認為，現代經濟學直接假設了人類的目標，“人類的行為動機總是被看作是簡單的和易于描述的”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分離讓經濟學的研究變成了單向的坐標，也使許多經濟理論失去了應有的效力。其實，經濟學“可以通過更多、更明確地關注影響人類行為的倫理學思考而變的更有說服力”?
　　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分離不僅對經濟學，也對倫理學來說，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現代經濟學會出現倫理不涉，遠離原點的“貧困”現象？為什么社會生活中形形色色的經濟現象只引起了經濟學家們從收入、財富和單純的數字方面去研究它們？為什么哲學家、倫理學家進入不了主流經濟學領域，獲得一席之地，擁有發言權？種種疑問揭示出一個重要的問題——視角。正是由于經濟學分析視角的單一，才使得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分離，得出結論的偏狹。面對這個問題，阿馬蒂亞·森提出了一個寬泛的評價標準視角。?
　　
　　2 自由視角下的發展?
　　
　　2.1 自由、可行能力、發展?
　　在森的經濟學理論框架內，自由是個很重要的概念，森所界定的自由概念，和亞里士多德對生活質量的論述以及亞當·斯密關于生活必需品的論述有異曲同工之處。而森在論述他的自由觀時，又強調了“可行能力”這一概念。在森看來，自由是一種實質意義上的自由，即享受人們有理由珍視的那種生活的可行能力。這里，一個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實現的、各種可能的功能性活動組合。”而所謂“功能性活動”則來源于亞里士多德，它“反映了一個人認為值得去做或達到的多種多樣的事情或狀態�！备�具體地說，實質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諸如饑餓、營養不良、可避免的疾病、過早死亡之類——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夠識字算術、享受政治參與等等的自由。這樣看來，可行能力是一種自由，過有價值的生活的自由。?
　　一般來說，經濟學家都比較側重于使用自由機會方面的概念，而政治哲學中，則側重于研究自由實現的過程和程序。森用了很形象的比喻來說明自由的這兩個方面， “很多時候，我們會看重獲取某一事物的實際機會，而不論我們達到目標的過程是什么（‘不必讓我選擇好了，你完全清楚這家餐館和我的口味，你只管點我喜歡的那些菜’）很多時候，我們又可能更強調選擇過程（‘我知道你能夠比我自己更好地表達我的觀點，但我寧愿自己表達’）�！鄙�認為，自由的機會和過程方面都要引起我們的重視。對過程的考慮不能割裂對機會的評價，而對機會的注重往往包含對過程自由的選擇。比如希望公平地贏得選舉等等。?
　　而“發展可以看做是擴展人們享有的真實自由的一個過程”在《以自由看待發展》的開篇，森就這樣指出。通常意義上的發展觀認為，發展就是國民生產總值增長，或個人收入提高、或工業化、或技術化、或技術進步、或社會現代化等等。但森跳出了傳統對發展的認識，把發展提升到擴展人們自由的高度，從擴展自由的角度看待發展，是森經濟倫理思想的獨到之處。森認為，我們“應該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目標……而不僅僅是某些在發展過程中發揮顯著作用的手段。”發展要求消除限制人們自由的諸多因素，包括貧困、暴政、經濟機會的缺乏、社會剝奪、壓迫性的政策和過度干預等等。這些因素都是經濟指標以外的因素。森反復提醒我們不能將發展僅僅理解為經濟增長。因為，經濟增長是一個內涵較窄、偏重于數量的概念；而發展的內涵較寬，它涉及到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變革等廣泛領域，是一個既包含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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