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化的角度觀照六朝江東世族-王永平著《六朝江東世族之家風

從文化的角度觀照六朝江東世族-王永平著《六朝江東世族之家風

　　在中國悠久綿長的歷史中，魏晉南北朝應該是最具貴族氣質的時代了。在這個時代，把持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權力的是世家大族，擁有連片大地產的是世家大族，撐起這一時代文化大廈的也是世家大族。這是一個世家大族起決定性歷史作用的時代，是世族政治、經濟與文化相結合的時代。理解這樣的時代，基本前提之一就是分析世族的特點，明瞭世族的地位，揭示世族的影響，梳理世族盛衰演變的過程。
　　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積累與演變過程中，魏晉南北朝又是獨具特色的重要時期。在這個時期，相對于兩漢，傳統文化的內部發生了顯著的新變，如伴隨著政治斗爭的殘酷、社會局勢的動蕩、人性的覺醒，玄學清談成為時尚，佛、道廣泛傳播，文學地位上揚；如以垂訓鑒戒為基本特征的史學受到普遍的重視，而內容龐雜、往往未易駕馭的諸子地位下降。又有值得注意者，魏晉南北朝的經學雖不再有兩漢的盛況與“獨尊”地位，儒家的政治觀念、道德說教、人生理想，依然是維系國家政教傳統的核心準則，也是當時世族仍在傳承的內在命脈。
　　然則最具貴族氣質的社會，獨具特色的文化，使得魏晉南北朝這樣的亂世，充滿了別樣的魅力，長久地吸引著研究者的目光；尤其是魏晉南北朝世族與文化的研究，更是近百年來海內外學術界共同關注的熱點領域。而在這一領域中，奠定基本框架、影響方法走向的大師級人物首推陳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二“禮儀”中，陳先生指出：“蓋自漢代學校制度廢弛，博士傳授之風氣止息以后，學術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復限于地域，故魏、晉、南北朝之學術、宗教皆與家族、地域兩點不可分離”；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政治革命與黨派分野”中，陳先生進一步揭示：魏晉南北朝之士族，“實以家學及禮法等標異于其他諸姓�！�…夫士族之特點既在其門風之優美，不同于凡庶，而優美之門風實基于學業之因襲。故士族家世相傳之學業乃與當時之政治社會有極重要之影響�！卑搓愊壬�在此點透：其一，治魏晉南北朝文化必須由家族入手；其二，家族與地域不可分離，家族都基礎于特定的地域之上；其三，家族文化的核心內容在于優美之門風（家風）與因襲之學業（家學）；其四，家族的家風與家學關系著、影響著當時的政治社會。
　　建立在上述通識之上，再來看王永平教授新近出版的博士學位論文《六朝江東世族之家風家學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年1月版。以下簡稱“王著”），其學術意義便可以大體明瞭了。
　　王著30余萬言，列有八章。首章“漢魏六朝時期江東世族的形成及其社會地位的變遷”，末章“綜論——從文化的角度觀照中古江東世族”；這是以宏觀把握和義理闡述為主的兩章。在這兩章中，王著認為：江東本土豪強于秦漢之際登上歷史舞臺，漢武帝時期出現了幾位有影響的文士代表。隨著北人南遷，東漢時期形成了一些世代相傳的江東大族勢力。孫吳立國江東，江東世族獲得了極大的發展便利，其勢力達于全盛。西晉滅吳，江東大族淪為“亡國之余”，仕途不暢，然仍心存復國之念。及兩晉之際，晉室倉皇南渡，出于文化與種族的憂慮，江東大族毅然拋棄成見，接引北人，從而共創東南偏安之局。東晉南朝時期，江東大族在社會政治諸方面受到僑姓世族的抑制，居于從屬地位；在思想文化領域，他們雖力圖保持經、史傳統，但也不得不效仿僑人之玄學風尚。又江東世族較長時間的歷史演變、相對完整的發展過程及其各具特色的家教、家風、家學，可以作為解析中古世族文化的典型。王著的中間六章是全書的骨干所在，分別是“忠義世家：吳郡陸氏之家風與家學”、“厚德載物：吳郡顧氏之家風與家學”、“文采風流：吳郡張氏之家風與家學”、“從尚武到崇文：吳興沈氏家風與家學的嬗變”、“江表儒宗：會稽郡虞氏、賀氏之家風與家學”、“諳練故實：會稽郡孔氏之家風與家學”；王著考述了這七大世族生成、演進的“實情與真相”，家風家學的面貌與變遷。以家風家學言，陸氏崇尚“忠義”，重視事功，恪守儒家道德規范，特重經術，族中名士多好文學，兩晉以后并注意習玄、信佛，從而與主流文化相通，保持了文化世族的優勢；又顧氏以“厚道”著稱，尤重禮法，學術文化上以經術為本，族中教育以儒學啟蒙，而為交通北人，自東晉初，顧氏顯宗始習玄風；又張氏重性靈，尚文采，講儀容，其人物多具名士氣息，東晉南朝時期更是玄化頗深，又崇信佛學，用心文學藝術，其地位因之迅速上升；又沈氏漢晉之間為“武力強宗”，整體文化水準不高，劉宋以降以迄齊、梁，則完成了向崇文的轉變，儒者相繼，沈氏又世代信奉天師道，這頗有力于其家族的內在凝聚；又虞、賀二氏皆有深厚的經學傳統，為政上崇尚忠義，而南朝以降，虞氏漸重文學藝術，順應了當時的主流文化習尚，提升了家族地位；又孔氏從政忠直有干能，尤精擅法律典制，倡導“會同佛道”，堅持天師道信仰，迄為江東大族文化保守思潮的重鎮。按王著這樣的結構安排，不僅相對完整、均勻對稱，而且總論與分論彼此照應，宏觀與微觀、抽象與具象相得益彰，此可謂深符著述體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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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出處(作者): 　　如上所述，魏晉南北朝之世族與文化一直以來是倍受關注的學術熱點；然而王著仍作出了超邁既往的學術貢獻，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就研究旨趣言，相關的既往研究重視東晉南朝僑姓世族，王著則致力于探討江東土著世族；既往的研究尤其是建國后大陸學者的研究多從政治、經濟角度入手，王著則在把握世族政治特權、經濟地位的基礎之上，求真復原地描述世族的文化面貌，既深且博地剖析各別世族之文化特征所在——家風與家學；又既往的研究，無論是總體論述還是個案考察，“地域”都非其中的關鍵因素，王著則十分關注不同地域及其各自的文化傳統。正是特定的江東地域、獨具特色的土著世族以及文化角度的觀照，使得王著于傳統課題上作出了不凡的新意，這也是非長期涵泳于此者難以做到的。
　　其次，就研究結論言，既往有關六朝江東世族文化面貌與文化特征的認識，存在諸多的模糊、籠統之處。王著明確指出：家風家學不僅是世族文化的主要表征，而且發揮著維系家族傳衍的功用。具體到六朝江東世族，其家風的基調是崇尚儒家，以此治家，以此治國；其家學的主要特點是以儒家禮學為核心，致力文學與藝術，兼容玄學與佛學。又其間既有著對傳統的固守，也有因時隨世的變異調適，但比之僑人，江東世族就其整體而言，文化心態顯得較為保守。按這樣的結論，是深入分析吳郡陸氏、顧氏、張氏，吳興沈氏，會稽虞氏、賀氏、孔氏等六朝江東世族得出的，論從史出，證據充分，說服力強；這樣的結論，無疑有助于澄清有關的紛岐看法，并豐富學人對中古世族文化乃至中古時代文化狀況的總體認識。
　　第三，就研究方法與視野言，王著將個案、群體、比較、推擴四個層次的研究有機地結合了起來。通過個案研究，以展示各家族在六朝時期演進的軌跡及其文化面貌，解決諸多具體的學術問題，其中有的家族（如會稽賀氏、孔氏）以往少有論者，有的家族以往雖有論及，王著所論更為明晰、細致。又通過群體研究，王著指出：江東本土世族群體不僅是一個地理上的群體概念，而且具有文化習俗的內在一致性；從其內部情況看，江東大族多發跡于漢代，興盛于六朝，綿延至隋唐，具有相當的完整性；江東大族中既有早在漢代便“士族化”的文化世族，也有魏晉以降由武入文的“新出門戶”，江東諸家族的文化既有共通之處，也各有其特點，表現出了相當的豐富性和多元性。再者通過比較研究，王著分別出江東各家族文化的“共相”與“殊相”，找出各別家族之家風家學的特質，并進而注意到江東家族與僑姓世族的比較，由此觀察南、北世族間的文化差異及其交流狀況。更加難能可貴的是，王著還推而擴之，將家風家學與各族之社會政治活動結合起來考察，認為正是由于家族文化的差別，導致了在同樣的門閥制度的保護下，各別世族的盛衰遭遇與命運有著明顯的差異，并對諸多的相關問題作出了圓融通達的解釋。
　　要之，王著內容豐富，其研究旨趣、結論、方法與視野，都頗多值得稱道之處，它將陳寅恪、錢穆、王伊同等先生有關中古世族家風家學的宏論，落實到了具體的時空范圍內與家族對象上，并進而得到了有力的證實。筆者覺得，王著之承繼前賢、示范后學的作用正在于此。
　　當然，由筆者歷史地理的專業感情出發，王著也有可以進一步完善的地方。王著以具體而見一般選擇的七個個案是吳郡三族、吳興一族、會稽三族，盡管這是傳統所謂江東的核心地域與代表世族，但未必能夠全面反映江東之地域文化和家族面貌，諸如丹陽陶氏、義興周氏、吳興姚氏，乃至記載相對簡略、人物較為稀少的丹陽甘氏、吳興丘氏、會稽謝氏與魏氏等等，其盛衰榮枯，其家風家學，仍有可考可論、可圈可點之處，王著略而不及，未免可惜！筆者期待著王永平教授今后貢獻出更多的相關研究成果，畢竟江東世族的全面、系統、多角度、各地域的綜合研究，本是六朝史以及江南地方史研究的重點與特色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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