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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朱光潛接受西方美學方式比較研究
總體結構特征
從總體結構而言，王國維的接受具有明顯的單一性，而朱光潛則幾乎一開始就表現出折衷綜合的傾向。所謂單一性是指王國維對叔本華、康德及其他西方哲學家的接受中，沒有刻意融合不同的理論以形成自己的綜合性體系。而所謂綜合性，是指朱光潛在接受過程中有不完全自覺地融合各家美學觀念于一體的傾向。王國維的時代，西方哲學和美學的引介正處于初始階段，接受的方式比較簡單，一般都只是以西方某一家為介紹或評述對象，報紙雜志上頻繁出現的標題是“某某的學說”如《盧騷之學說》、《盧騷之政治學說》之類，即使是這樣簡單的標題下介紹的內容也往往是道聽途說，極不準確。王國維在對康德、叔本華、尼采等人的理解和研究上遠遠超出同時代人，但在接受方式上，仍然停留在單一性接受的水平，從他的各篇論文標題上即可看出，如《叔本華之哲學及其教育學說》、《書叔本華遺傳書后》、《汗德之哲學說》、《尼采氏之教育觀》等等。在進一步的具體運用中，他一般也只取叔本華一家之說，如《紅樓夢評論》、境界說，單純性特征非常明確�！妒灞救A和尼采》雖涉及叔、尼兩家，但他是在進行比較研究，并無意綜合兩家形成自己的理論，只有《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在形式論上，略有貫穿幾家，自樹一幟的傾向，但這幾家具有明顯的內在一致性，所以并沒有顯出融合的傾向。事實上，王國維的美學思想主要來自叔本華，至于康德、尼采、席勒等，他所選擇的基本上是與叔本華一致的觀念。接受的單純性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時代性的局限，但就接受過程而言，也自有其優勢，那就是更容易準確地把握接受對象，不致因為要融化各種觀念而產生牽強比附的缺失，而這種缺失是綜合性接受中經常出現的。
從美學史的角度看，王國維是最早自覺地接受并運用西方美學觀念的，因此缺乏歷史積累，而且因為他只在有限的幾年內以部分精力涉及于此，接受上的單一性是很自然的。但美學發展到朱光潛的時代，引介的西方觀念逐漸積累，研究者大量涌現，美學譯著和論著出版數量急增，而且綜合性論述比純粹介紹西方某一家美學的論述更為常見，據不完全統計(1919年前未統計)，在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1936)出版前，美學譯著已達47部，相當一部分本身已經是綜合性論著，不只是一家之言，而美學論著也達41部，光是以《美學概論》或《美學》為名的著作就有呂澄、范壽康、陳望道、李安宅等四家，大部分論著都表現出融各家觀念成一家言的傾向，盡管做得不是太成功。1在這樣的美學背景中，朱光潛很自然地選擇了綜合接受的方式，對克羅齊的接受盡管重要，也只是諸多構成因素之一。應該說綜合式接受是美學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所以在接受方式上，相對于王國維而言，朱光潛已顯示出時代的優勢，但這種接受方式的運用本身并不足以導致成功的理論體系產生，二、三十年代雖然出現不少具有綜合性接受特征的美學著作，但大都相當幼稚，近于輕率組裝后的轉手倒賣，相對而言，《文藝心理學》顯得鶴立雞群，因為朱光潛畢竟留學英法，直接閱讀了大量原著，就總體而言，他對當時歐洲美學界的理論及發展趨勢比較清楚，對某些流派的美學觀念理解準確，而且能夠以流暢的白話進行闡釋，敘述得有條不紊，所以是少數至今尚在再版的美學著作之一�！段乃囆睦韺W》大致看來似有一個理論構架，不過嚴格說來并沒有形成有內在一致性的體系，真正理論體系的創立需要作者的創造力和自覺性，前者不論，即后者而言，朱光潛也自認并未用力，他說：“他(朱光潛自指)的目的并不要建立一個以思辨哲學為基礎的美學體系，而是想用通俗的方式介紹現代西方美學界的一些重要派別思想，在中國美學界起一點‘啟蒙’作用。”2這意味著他對克羅齊的接受仍處于移植和運用的層次上，沒有達到自覺的創造性轉換�！段乃囆睦韺W》的成就主要體現在以傳統的文學作品，豐厚的審美經驗以及獨到的詩論概念去印證、補充甚至替換西方美學觀念，顯示出中西文化合流的學術趨向。當然，由于朱氏傳統審美經驗的“前理解結構”，哪怕只是簡單的介紹和應用，其實也包含了創造性誤讀。只是他并未意識到而已。但一般而論，他在對西方美學接受上的綜合尚未達到內在和諧，反而不時出現折衷調和而不夠成功的現象(盡管他自認為沒有著意于折衷)。雖然如此，《文藝心理學》仍然足以代表那個時代美學的水平，尤其在對西方美學的接受和闡釋上。
過程特征的差異
王國維接受叔本華美學和朱光潛接受克羅齊美學從內在邏輯來看，其接受過程頗為不同，這種不同很大程度取決于他們的性格、心智和學術追求。
王國維接受叔本華是帶著激情的，他初讀叔本華哲學的片斷文字，即為其傾倒，及直接讀到叔本華主要著作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叔本華的天才論和悲觀主義氣質引起他強烈的共鳴，其認識論尤使他心折，而“搜源去欲，傾海量仁”的同情倫理學，使他甚至想“奉以終身”。3這就簡直有點宗教的虔誠了。王國維最初接受叔本華哲學是全面的，甚至包括其教育學、遺傳學，他雖也注意卻并未注重其美學，即使文學評論如《紅樓夢評論》，主要的理論框架并非叔本華的美學，而是其倫理學，其悲觀主義的人生觀，美學是次要因素，當王國維在對叔本華進一步研究時，他覺察到叔氏本體論和倫理學的內在矛盾，這時他渴望能夠在哲學上有所創造，因為他自視極高，不愿只停留在對別人的研究上。可是，對西方哲學史的了解既激起他的雄心，又淹沒了他的信心，想在哲學上獨創一格談何容易，而人生的痛苦與其他感情需要發泄，他于是致力于詞創作，甚至還想搞曲創作。但要作詩人，他又自覺理性太強，美學既能充分運用其理性，而又直接與文學發生關系，于是他對叔本華的接受由面到點，叔本華哲學的矛盾得以消解，而尤可注意者，王國維以詞話的方式和捉摸不定的境界概念來表述叔本華美學的核心觀念——理念，使有可能針對叔氏美學提出的尖銳批評都找不到落腳點，境界也就和美本身一樣即迷人而又難以確切把握，恐怕正是這樣才如此符合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顯出長久的魅力。這樣王國維從全面接受叔氏哲學到集中接受其美學，最后把叔氏美學化入傳統背景和審美經驗，在接受上獲得了極大的成功——至少在已完成的文學批評史或美學史上是如此。
朱光潛接受克羅齊先以美學為主，實際上很大程度并非朱光潛與克羅齊有什么深刻的契合，而是因為克羅齊美學當時風靡歐洲，朱光潛多少有些被動地卷了進去。克羅齊美學與其哲學關系密切，他把精神當作一個整體，美學只是對精神活動的一種形式的研究，把握其哲學對理解其美學相當重要，所以當朱光潛發現自己沒能準確領會其美學時就轉向整個哲學，甚至克羅齊哲學的淵源，使接受達到一個新層次，最后又由對哲學的理解和批評轉向集中批判其美學，這樣走過了與王國維接受叔本華完全不同的歷程，朱光潛最初接受克羅齊時也非常佩服，但從來沒有達到充滿激情的程度，所以他既不象王國維那樣能馬上深入接受對象，也不象他那樣，激情一退，就轉向另外的方向。朱光潛的接受過程是韌性的持久過程，這對于他最后在整理西方美學史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是必不可少的。學者各人稟賦不同，尋求最適于自己的學問方式對于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才能以取得成就至關重要。不過就接受克羅齊和其他西方美學家而言，朱光潛一直存在著純粹學術以外的動機，也就承受著不利于學術的壓力，這成為他取得更大成就的障礙。
接受中的轉化
王國維和朱光潛的接受方式有一個相似的特征，那就是縮小了叔本華和克羅齊美學的范圍，并把抽象性轉化為具體性。中國傳統文化習慣于以具體的例證表達抽象的觀念。就傳統文論而言，除了《文心雕龍》以外，其他幾乎都是在對文學作品的具體鑒賞中表達文學觀念，詩話詞話這樣的體例就體現了中國文論的典型的文體方式；這是西方所沒有的。即使是《文心雕龍》，也多在對文學史和文學作品的論述中顯示作者的觀念，極少有人抽象地去探尋美的意義和本質，更不會把對美的探索當成哲學探討。叔本華和克羅齊美學都是在最廣義的范圍中探討美的本質的。叔本華的美在理念論是對于整個世界的認識，他的美學一直探討的不只是文藝形式，而是對一切認識主體和認識對象的哲學把握，文藝只是其中一個部分，而且理念這一概念并非為了美學而提出來的，而是為他的本體論提出來，構成意志本體和現象之間的中介，來解釋本體意志的單一性與現象世界的雜多性之間的矛盾。盡管這種解釋并不成功，4但足以說明他的理念論所覆蓋范圍之廣泛，而美學即對理念的研究也就幾乎無所不包了�？肆_齊的美學是對直覺的研究，直覺是認識的最基本方式，不限于對文藝作品的論述——不過克羅齊的藝術也和直覺等同，遠遠超出一般藝術的范圍——這樣，使他的美學實質上相當于一種哲學認識論，而且他確實是把美學當作對認識而不是對美的研究，尤其不是對普通意義上的文藝之美的研究。王國維除了對叔本華的純粹介紹外，他所接受的叔本華美學思想一般體現在具體的文學批評中，極少抽象地談論美，即使《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帶有抽象性，他也是著眼于文藝，古雅之美的提出則完全在于對中國傳統文學藝術審美特征的總結，因此可以說他對叔氏美學的接受過程是一個具體化和集中化過程。朱光潛對美的抽象探討相對多一些，但他曾提出一個著名論點，那就是美學應該以研究文藝為主。事實上，除了對克羅齊的直接介紹和批評，即使在對美進行理論論述的時，也不斷地以文學和藝術為例證，并不象克羅齊那樣作哲學認識論探討。不過有段例外的時期，那是五十年代的美學論爭時期，美學作為哲學在爭論，他自己后來為此而看輕當時的論爭�？偟膩碚f，他的美學也落在文學藝術作品上，明顯地縮減了克羅齊美學所指的范圍。而朱光潛試圖以經驗心理學來闡釋克羅齊的思辯性美學，也可以看作接受中的具體化過程的另一種表現。
傳統的影響
中國近現代學術史研究，一個越來越引起注意的論題是現代學者在接受西方文化的過程中，對待傳統的態度，以及對學術傳統的具體繼承和突破。現代學者的成就一方面體現在以西方學術方式和具體觀念對文化材料進行整理和闡釋，另一方面也體現在自身對整個文化傳統的深厚素養。我們曾涉及王國維和朱光潛與傳統的關系，這里再從他們接受叔本華和克羅齊的方式上探討這一問題。
王國維和朱光潛在對待傳統價值觀的態度上，即使在最親近西方文化的時候，批評也是相當溫和的。他們在接觸西方文化前，都打下了較深厚的舊學功底，尤其倫理價值觀，他們在傳統的薰陶中幾已定型。盡管王國維在一些文章中曾發泄過“天才的憤懣”，顯示出對環境的強烈不滿，甚至在崇信叔本華時期還以西方價值標準對國民及傳統審美趣味進行了貶斥，但他從來沒有對作為理想的儒家價值觀這一文化核心進行過批評。朱光潛除了五十年代以后出于壓力批評過傳統價值觀——相對于同時代的其他人而言，仍非常溫和——以外，一直很少表現出對傳統的批評態度。但是在剛接觸西方學術的時候，他們都對傳統學術方式給予了相當低的評估。而且試圖以西方學術改造傳統。王國維《哲學辨惑》中認為西方學術優于中國傳統：“余非謂西洋哲學之必勝于中國，然吾國古書大率繁散而無紀，殘缺而不完，雖有真理，不易尋繹，以視西洋哲學之系統燦然，步伐嚴整者，其形式上孰優孰劣，因不可掩也�！矣ㄖ袊軐W，又非西洋之哲學不易明也�！惾詹笪釃逃兄軐W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學之人，無疑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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