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儒家文化成為中國主流文化意識原因
論文關鍵詞:天地情懷 人際牽依 實踐理性 血緣重視 獨尊儒術
論文摘要:在諸子爭鳴時期，孺家文化能夠從百家學說中脫穎而出，成為時至今天仍影響著中國人生存姿態的學說，是有其深刻原因的。它的很多觀點都與中國的農業主導因素相吻合。孺家文化所表現的天地情懷、人際牽絆以及血緣重視，都可以解釋其成為中國的主流文化意識的內在因素。而漢代的罷觸百家、獨羊孺術政策，更把孺家發展從政治外部因素層面推向了人為的高峰。
對于中國人來說，儒家文化其實已經不是一種在爭鳴中發展的哲學理論形態，它更應該是整個華夏民族的一種生存態度和方式，是在歲月在蔣中積淀下來的祖輩記憶和原始認識。當然，這個“原始”并非指人類發生之初由勞動經驗累積所疊起的對整個宇宙世界的認識，而是指由黃河流水沖刷出來的中華民族在社會人際生活中凝聚的智慧體悟。千載百世的華夏文明，在儒家文化的引領下無意識地踏步著自己的征程軌跡，走著一條集體選擇的道路。
在二千五百年前，一個身影走人了這古老的文明國度，影影綽綽之間，他餐風露宿，奔走六國宣揚自己的主張，卻嘗盡世間的冷淡凄苦，最后郁郁而終。那時的他怎么也想不到，在其身后的千年中華文明，將在他那瘦弱的身影中得到無限擴大延長，儒家哲思之門，將由他這里旬然中開，直到現在……
割據混戰、戈戟亮影的春秋戰國時期，沙場以堆積的白骨無情地演繹了所謂勝者為王的社會邏輯，另一方面，中華思想史上又驚喜地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唯美思想局面。戰爭的延續成為文明融合的一種激烈方式，在這紛亂的政治時期，君主們對一種能夠支撐自己國家走向千秋萬世的理論主張的強烈期盼促使當時文人幕客們的政治思維有了深刻性與廣闊性的高度提升。作為“百家”中的一家，當時的儒學其實屢屢遭遇到挫敗尷尬，孔子一句:“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讓千年以后的我們仍感到那股揪心的苦悶疼痛。但后來儒學又何以成為中國文化的一種主流意識的呢?我想，這不是一個簡單片面的邏輯推理問題，從深層次而言，它是由我們民族的心理特征與整個中國歷史的發展形態來決定的。
中國是一個農業主導型國家，對天地的依賴使中華民族在傳統社會意識中天然就存在著一種對生命和宇宙的尊重情感。正如《周易》中所倡導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強烈的生命意識在古人的言辭行止中已經得到最突出的顯現。對于他們而言，天與地是自我生存的基點，尊天敬地，厚愛萬物的思想已經在他們的內心形成簡素雛形，或者說其實是一種潛在的心態。千世百輩的中國人依靠著黃土地延續 自己的家族歷程，天地對于他們而言與其說是生存的依靠，還不如說是心靈的依歸。在日復一日早盼朝雨、澇望炎日的歲月中.他們內心對天地萬物、宇宙生態有著一種海洋文明所不及的親和感。他們知道這自然生命是與自己并有的存在，也是與自己生活息息相關的生命因素，這樣，一種兼有“敬”與“愛”的情感就縈繞在中國人與天地生命之間。筆者把這稱為一種“天地情懷”。正是這種崇生愛物的原始意識，給儒家學說在華夏的傳播創造了足夠的心理基礎。儒家推祟復周禮以興家邦，而這種對禮儀的嚴格執著正是在外部形式上給了人們一個表達對天地萬物尊重服從的途徑。各種周禮在儒學家們看來是天下順乎行的實現方式，但人們的看法卻單純得多了。在普通人的心理意識中，他們會認為如果能夠處處實行正統周禮，自己的虔誠就有了對話者，尤其是天地祖宗之禮，在這方面的意味就更濃重了。通過一整套規整的禮儀形式，人們首先得到的是一種心理上的安頓感與充實感，他們會覺得自己對天地祖宗的敬意已經在這些儀式中得以表達與傳遞，這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一種心理情感外化而得以完成的滿足感。而另一方面，從理論上說，儒家所倡導的“親親—仁民—愛物”思想在也給了他們天地情懷以合理化的理由。他們通過儒家文化可以讓自己的一些行為得到合理解釋，把以前的“自然而為”變成“有的放矢”，所有的盲目都找到理性化的途徑。儒家的禮樂文化，在某程度上說其實就是生命的規整化、秩序化，也是情感的條理化。儒家在中國人的天地情懷處理上，并不像道家那樣走向泛神化的道路，而是把一切收歸理性，化作日常。
其次，儒家思想中強調對人的尊重和仁愛，講究人際關系中的牽連與依靠，這也恰合了黃色文明圈重視人的社會性的思想特征。在原始農業文明中，人與天地力量的懸殊使當時的人們在長久的勞動中懂得以協作改變自身的弱小。這種群化心理在黃色生態中可以說已經成為一種集體意識，世代延流而不斷強化。所以在農耕的中國社會里，“人”代表的不是一個個單純獨立的個體，而是“群”，或人群，或族群，總之是以人的社會性連系起來的關系鏈條。而所有的一切，關乎生存的，關乎思考的，關乎文化的，都是在這鏈條延伸的基礎土進行的�？鬃又v“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說“仁者愛人”，所有的這些可以說都是在理論上強化人的社會鏈條，以“仁”的觀點闡述著傳統文化中對人的社會性的強調。當然，這是從群體心態角度進行的解釋。而在先秦時期，儒家的這些思想又有著某種現實意義。他們“仁愛”的學說在那個紛戰連年的時代，其實正代表了人們的理想與憧憬。儒家學派不但給了人們一個回歸和平與仁愛天性的理由，更把他們導向儒學營造的解釋氛圍和理論支撐。這在當時的社會大背景下可以說是一種與人們心底最深層夙愿相契合的政治理念，從時間與空間選取的角度而言，儒家確實占領了很大的優勢。而如當時名家，雖然被現代學者認為是中國邏輯學說的開端，但在那個戰火鋪天蓋地的時代里，又有多少人真正有閑心去兜轉于那些“白馬非馬”或“離堅白”等的邏輯游戲呢?
第三，儒家學派的務實精神其實也是與農耕文明的中國社會有著心理上的本質性一致的。儒家的社會人生理念不是落在虛無縹緲的空想構思之上，他們導人通過一些日常最簡單的、可實踐的事情讓其思想得到落實。正是由于這種簡單與日常，使他們的提倡沒有的其他學說中拒普通人于千里之外的疏離感，而是把最廣大的人群包攬在自己的學術構建之中，也讓他們獲得最泛的民眾基礎�？蓪崿F性，可以說是儒家思想得以高度傳揚的一個很重要因素。道家所追求的個人超脫，那種脫離社會倫常而復歸自然的境界，雖然與人類的天然本性有相吻之處，但畢竟對于生存在現實的人而言有著太多的“理想色彩”，特別對于以倫理情感為自身思想原點的中國人而言，這種學說很有雙腳不能著地的遺憾。李澤厚先生曾經把儒家的特征概括為“實踐理性”，對這點我是比較同意的。儒家文化以理性精神對日常的生活實踐進行一種最為人性化的歸納，把所有的是生活都納人到儒學思想的心理軌跡中。正是它給人們的心理壓抑一個舒張的實踐空間，才能是它成為中國的主流文化，成為中國文明的一個標志性代名詞。便如《大學》開篇便道:“古之欲明明之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這樣的要求大大縮短了人的當下能力與生命目標的距離，也就自然地能讓人更有魄力精神去奮斗于“治國’，“平天下’，的愿望了。這實際上也是儒家以人為中心的一個突出表現。它所指望的事都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祟高理想，而是能從當下做起的現世事功，這就讓人在生活的瑣碎間無意就能得到一種內心的慰藉，從而引導人從自我的平凡開始走向“大同”的高遠。“它設計出一整套由小及大、由近及遠的發展人格和安定邦家的方案，為鞏固政教體制提供了切實可循的途徑。”網陷這就是實踐理性的民間智慧了。
另外，儒家對血緣的關注重視其實也是它能夠成為主流文化的一個重要原因。從華夏文明誕生以來，中國人就一直注目于自己的血緣流脈，其在發展歷程中對血緣關系的分解遠不如海洋文明那么干脆，“農業生產的基本組織形式還是以血緣關系為紐結的農村公社”卿腸。直至今天，從關注血緣演化而來的倫理道德遵從，還在主導著我們的價值體系。在一定程度上說，對血緣的珍視其實是母系社會的遺留物，也是人對自己生命源頭的歸屬感情在引導的。儒家學說中極力提倡的忠孝之道恰恰就是中國人血緣心態的一個理性關照，在這方面，與其說孔子的學說機遇性地吻合了中國傳統思維習慣，還不如說其實是他在感知中國文化后用更為理性純粹的筆觸把它們整理歸納起來，并予之以學術思想的正名，讓最普通的人都能對這些主張產生共鳴感與認同感，以更為親和的姿態走進中國社會生活。就如濡家所提倡的“兄友弟恭”“父慈子孝”，或者在禮法上的“三年之喪”等等，其實抓住的也是血緣倫理這一條。但他們把中國人對血緣的天性珍視或演化為禮儀傳統，以禮的形式表現出來，或引導為價值觀念，使之成為人們思考問題衡量判斷的一部分。也就是在這個方向上，儒家文化成功地把握了中華民族的原始心態，而把這種思想與其倡導的禮樂傳統有機結合起來。
當然，儒學尊貴地位的確立還有一個重要的外部因素，就是漢武帝高揚董仲舒“罷翻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主張，并把它落實到自己的政策中。漢初，由于剛統一的國家經歷多年戰亂的煎熬，百廢待興，于是，漢朝廷提出以“黃老之道”為政治理念，通過“無為而治”的政策方針與民休息。在漢武帝執政以后，國家經濟已經開始復蘇，但他發現這種寬松的政治手段其實暗伏險線，朝廷組織的渙散與權力不平衡，很容易導致整個架構的崩潰。對于統治階層而言，只有嚴整的社會等級劃分才能確保政治安定和權利穩固，才能使保證官員百姓各安其位而不會重演無數“民反”、“暴動”的歷史劇幕。這時候，董仲舒的適時出現解決的漢武帝的優心。他“以‘罷易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為正致力于對漢初的‘無為而治’進行‘更化’、以使中央集權獲得強化的漢武帝的賞識。‘于是，儒家的“中庸”“仁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主張就成為了對人們宣揚政治等級理念的最佳的麻醉藥。事實上，很多時候我們看到當時朝廷對儒家經典的官方診釋都是具有很強烈的政治偏向性的，他們會因循自己的統治意圖目標去制定“注經”的言語及指導方向。但無論當時所倡導的“儒學”有多少政治歪曲成分，被董仲舒予以多少神學化色彩，畢竟，儒家文化已經從百家中脫穎而出而被賦予“獨尊’，的光環。這在儒學的傳播上可以說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而對于漢武帝而言，“罷黝百家”的重要目的當然不是為了“獨尊儒術”，這只是手段，其根本目的就是用另一種方式繼續延伸秦皇、李斯們的道路，說到底就是為了統一思想。把社會意識單一化處理而便于通過操縱社會價值觀而落實政治控制。在這個目的導向下，罷翻百家的行動必然采取強有力的政令措施嚴格執行。于是，儒學的“獨尊”便有了一個“最好的時代”，當然，這也可能是一個“最壞的時代”。因為儒家思想的大量扭曲，淪為政治統治的工具，被標簽為升官進爵之學，便是在這個時代開始的。馮友蘭先生所說的“自此以后，以利祿之道，提倡儒學，而儒學又須為上所定之儒學。于是‘天下英雄，盡人般中’;春秋以后，言論思想極端自由之空氣于是亡矣。”哪便是抒發這種感嘆了。
在中華文化史上，對儒家學說一直褒貶不一。但誰也不可以否認，它確實在很大程度上引領著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與價值取向。有人說，“如果把西方的文化視為‘智性文化’，那么中國文化則可以稱之為‘德性文化’。”~事實上，我們的確可以發現，中國文化在自我發展中一直刻意沖淡了邏輯理性帶來的數字化哲學，而是更注重個體的感覺體悟以及自己文化群落中形成的思維模式和評價標準，也就是所謂的道德指導規范。而明顯地，在這種“德性文化”中儒家文化的引導又占有很重成分，它以代代延續的生命歷程滋養著中華倫理文明，成為中華文化的一種主流意識淵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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