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中西哲學精神述要 兼論中國哲學的特質
國傳統哲學精神從一開始就與西方傳統哲學迥然相異，下文來談談中西哲學精神述要 ——兼論中國哲學的特質。
世人常論，哲學是關于終究至極的最普遍、最本質的學問，是各門科學的根源和基礎，具有根本性的指導作用和意義。若具體而論，則可謂見仁見智。馬克思認為“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而馮友蘭則認為哲學是對人生有系統反思的思想�；趯υ撜擃}的不同認識，中西哲學精神的比較或許是彰顯中西方文化根本差異的一個重要視角，從而也有利于在另一個側面上透顯中國哲學的特質。
一、“逐物之學”與“修己之學”
亞里士多德歷來被認為是古希臘哲學的集大成者、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在他看來，哲學起源于“驚異”，起源于人類對宇宙的探索。人們追求知識實是為了求知，其中展現的是為了知識和智慧而不斷追求的探索精神。亞里士多德廣泛研究眾多領域的學問，涉及政治、經濟、歷史、自然科學等9個科學門類。早在他之前，針對自然論哲學家眾說紛紜和智者學派莫衷一是意見的泛濫，蘇格拉底深感希臘文明漸漸褪色，就開始反復與人追問“是什么”的問題，追問事物之為該事物之“德性”。他的學生柏拉圖更是親自建立了以傳授知識和研究哲學為目的的學園，并與其老師一樣，為衰落的希臘文明開出“藥方”。因而，亞里士多德求知的精神和卓有的研究成就便不是偶然，它為西方哲學定下了追求知識和真理的基調。
西方哲學從古希臘哲學開始就確立了一種學以致知的觀念，它以獲得普遍必然的知識作為追求的目標。這是向外探索的逐物求知的精神。古希臘自然哲學早期，西方哲學的始祖泰勒斯一開始就追問宇宙世界的本源。這種傾向一直持續到元素論哲學家。蘇格拉底努力“將哲學從天上拉回到人間”，也未能割斷與自然有著千絲萬縷關系的向外探索的精神取向。在張志偉先生看來，希臘哲學的根本精神就是愛智慧、尚思辨、學以致知的探索精神，正是這種精神為西方哲學追求知識、探索真理的基本傾向和科學思維方式奠定了基礎。
然而，中國傳統哲學精神從一開始就與西方傳統哲學迥然相異。中國哲學最具源頭意義的當屬儒家和道家哲學。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一生討論最多的是人生學說，即君子圣賢人格及其達成方法。曾子則將上述學說系統化為“三綱八目”的大人之學。孟子專注為“平治天下”、“舍我其誰”般浩然之氣的“內圣”修養。道家學派的老子極力主張“為學日益，為道日損”和“絕圣去智”，莊子醉心于“心齋”、“坐忘”和“超然物外”的修習，以此通達“逍遙游”和“泰山崩于前而安之若素”之境。在此過程中，他們所為并不為探索自然奧秘，也不為求索些關于事事物物的知識，主要是通過一系列的修為提高自己的修養，最終達到超乎言相的絕妙境界。傳統中國哲學雖然并非全是如此，但在宏觀上考量大多數都是這樣，其所求所究雖有向外的“逐物之學”，但主要還是“反求諸己”的“修己之學”�？梢院敛豢鋸埖卣f，孔子塑造的理想人格，已然構成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最高追求。并且這個傳統是一貫而明顯的，怠至張載、程子等人依舊如此。就是倡導“格致、居敬、窮理”之學的朱憙，其最終指向也還是心性涵養。這是明顯與西方“逐物之學”相區別的“修己之學”。
這是就中西傳統哲學精神源頭而言的，西方傳統哲學有“逐物求知”的傾向，中國傳統哲學有“修己達志”的淵源�；凇爸鹞镏畬W”與“修己之學”的分野，中西傳統哲學走向了認知實踐與倫理實踐兩種截然相異的途程。
二、認知實踐與倫理實踐
建立在“逐物之學”基礎上的西方認知實踐論，不但發達而且歷史悠久，催生了系統的知識體系。從學科分類到洛克的人類知識的范圍，再到培根的歸納法，目的都在于探討科學認識、總結歸納知識，力圖涵蓋人類認知領域，指導人類現實實踐。最典型的代表當數建立在大量嚴密系統科學知識和實驗基礎上的牛頓經典物理學，其萬有引力定律和三大運動定律構成了一個嚴密的科學體系，被認為是“人類智慧史上最偉大的一個成就”，由此奠定了之后近三個世紀物理學的科學觀，影響極其深遠。此外，集德國古典哲學之大成的黒格爾哲學，頗具百科全書式的豐富性，而且廣范涉及倫理學、美學、辯證法等眾多學科的學問，宏觀地探討了人類思想、宗教、藝術、科學、經濟、制度等領域的問題。人們不禁要問，西方哲學和科學為何有這樣鮮明的知識“體系化”的傾向?究其淵源，不難發現：求知愛智的希臘哲人在對宇宙奧秘的探究中已經堅定地塑造了一種渴求智慧真理、推崇理性知識的科學精神。正是這種“逐物之學”和認知實踐精神為西方近代理性主義哲學、現代科學主義哲學的發展指明了方向。而且，這種知識論的實踐主張在求取自然真知和探索宇宙奧秘精神的鼓舞下，極大地增強了人們向未知領域勇往直前、對外部世界主宰和控制的力量，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的西方人去努力探索、學習，豐富科學知識，進而促進科學技術的進步和飛躍，最終依靠知識的力量推動經濟的發展，建立起日益繁榮的物質文明。相較于中國傳統哲學，西方傳統哲學無“知行關系”的探討、科學實踐較多。那么，由其一以貫之的“逐物之學”和實踐精神來看，西方近代科技的發達實是理所當然。
對比而言，中國傳統哲學奠基在“修己之學”的基礎之上，較為注重心靈的修養和人格的提升。對“知行關系”的探討此起彼伏，實際上談及的通常都是倫理道德踐履而非科學實驗，并且其旨歸依然是修己、成人。它力圖通過不斷的修己功夫，尋求最終達到理想的人生境界，即集道德與功業并隆而“內圣外王”。這種特定實踐論的杰出代表當數集“真三不朽”于一身的心學大師王*明，他不僅是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學家、書法家、哲學家和軍事家，而且身居高位，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兼有平定叛亂的軍功，終封侯爵。當然，在古代中國也有不少科學實踐，據說墨子傳人魯班創造了可以在天上飛三天的載人木鳶;三國孔明也曾發明“木牛流馬”機械化運輸，但這些終因被嗤之為奇技淫巧而淡出傳統中國的歷史舞臺。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若將人類認識與實踐所求看作為“知”，所為視作為“行”的話，那么，在中國和西方傳統哲學中，前者所求的是倫理規范、修身養性和經世治國之“知”，與之相應的是修己成人、建功立業之“行”;后者所求則為自然現象、事物規律和宇宙奧秘之“知”，與之相應的則是系統的自然探索、科學實驗之“行”。
三、宗教文化與詩史文化
談到哲學和文化精神，總避不開宗教問題。因為哲學和宗教都源于人類精神的終極關懷，只不過它們解決問題的方式有所不同罷了：前者訴諸認知理性，后者訴諸精神信仰。眾多中西學者都曾談論哲學與宗教信仰的關系。我們且不談神秘的宗教神跡和宗教體驗，但是我們依然相信縱使科技再發達，宗教信仰依舊為人們所追求。因為它更多承載的是人們對真、善、美的追求，以及超越人類自身有限性而抵達無限性的集中表達。
宗教信仰是西方民族五彩斑斕文化中一種不可或缺的“底色”。問題是一向高舉理性主義的西方文明為何“迷戀”于宗教文化而“不能自拔”，這要從西方文化的發源談起。在傳統意義上，我們可以將西方文化稱為“兩�！蔽幕�(希臘文化與希伯來文化)的產物。如果說希臘文化孕育了西方文化中理性精神的話，那么希伯來的基督文化則浸染了西方宗教傳統。同時，這兩個文化傳統又相互滲透、相互融通。以理性方式探究宇宙本體獲取自然真知的希臘哲學中蘊含了宗教神學因素，古希臘哲學勢必被基督教神學所取代;以信仰方式無限崇敬上帝獲取道德良知的基督教神學中滲透了理性科學因素，理性化的托馬斯神學勢必成為正統的經院哲學[4]。就這樣，理性傳統與宗教文化并存便理所當然了。在西方現實中的主流社會，一個人若不去教堂、無宗教信仰是不可思議的，人們對其是毫無信任感可言的。西方社會，宗教信仰與宗教活動是人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很多著名的哲學家就是宗教信徒。在長達數百年之久的中世紀，無論是教父哲學家還是經院哲學家，往往都特別重視基督信仰問題。經過長期宗教思想的沐浴和洗禮，宗教情結對西方人而言自然就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有學者認為，在佛教傳入和道教建立之前，傳統中國是一個重視“詩教”和史官文化的古老國度。前者即是孔子所強調的“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之類，其具體綱目則是有關待人接物、灑掃應對之學，是中國古代官學和私學的必修課。然而僅僅就這一點也擁有非常悠久的歷史，它至少可以溯源至周公“制禮作樂”的初衷。后者即為有“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美譽的史官文化，其突出的特色之一便是史學家秉筆直書的堅定、“春秋筆法”的褒貶和蓋棺定論的評判。
在傳統中國，龐大的社會結構建立在宗法姻親基礎之上，“國”只不過是放大了數倍的“家”，“君君臣臣”只不過是放大了的“父父子子”[5]37;因而“家”是“國”的一個縮影。官方有專門的史官負責修史，每個家族亦會修家族族譜。因而，在上位者一旦結黨營私，必會見諸官方史書;為非作歹的普羅大眾也會因其惡言惡行使族人蒙羞而見惡于家族成員，并且還會在族譜上被“記下一筆”。于是，違法亂紀、破壞倫常者將“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由此形成了從官方修史到家族族譜著錄的嚴密網絡體系，其中的個人有默默無聞者，有流芳百世者，也有遺臭萬年者。因此，在希冀流芳百世的信念中，眾人砥礪而行、以禮行事。最終，在家族族譜的網絡中，在與先祖和“后來者”的縱貫溝通中，以及祭祀與享祭的文化活動中，他們突破人生在世的有限性，達至生命的無限性。這是不同于西方宗教信仰的傳統中國人的信仰。
四、追求真理與提升境界
探索指向和文化傳統熏染的不同必然導致追求的不同，西方文化以追求真理為最上，中國文化則以提升境界為旨歸。作為西方文化搖籃、哲學起點的希臘哲學在對宇宙本源的探究中體現了一種渴求理性真理的精神。這種對真理的渴望，不僅體現在泰勒斯沖破神話思維而求取宇宙真知的探索上，而且表現于畢達哥拉斯“數是萬物始基”的理性系統中;既蘊含在蘇格拉底“美德即知識”的觀念中，也包藏在亞里士多德的“實體”研究中。因而，探求真理性的科學知識、解決科學知識何以可能和何以為真，便成為無止境的探索。
此外，我們知道在西方一直貫穿著追求真理般的希臘悲劇精神一死亡之學和個人英雄主義，表現在哲學精神上即是人們為求真理而不怕犧牲、敢于接受極刑和赴湯蹈火。按照黒格爾的悲劇理論，悲劇震撼人心之處不在于表現了人們的悲慘命運，而在于矛盾雙方都沒有錯，但是最后還是釀成令人痛心的不可挽回的后果，蘇格拉底之死便是如此。“蘇格拉底自比牛虻，說雅典這匹馬太遲鈍了，需要有人時不時地剌激它一下。他企圖通過自己的努力喚醒城邦人，挽救日益衰落的雅典�！盡17可見，自比牛虻的蘇格拉底固然是為了城邦利益而慨然赴死，而判處蘇格拉底死刑的城邦也是依據城邦法律正義、維護城邦利益。這種擺脫不了的悲劇色彩與堅持真論的傳統一直潛伏著，直至持續到近代布魯諾懷抱真理(太陽中心說)而英勇就義。布魯諾之死便是最有說服力的一次悲劇再現。
當然，在中國也不乏追求真理和進步的前輩，如以譚嗣同為代表而視死如歸的戊戌六君子;還有“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后來人”的夏明翰。傳統中國也不乏為求一真論而“程門立雪”的楊時和游酢，當然他們所求是為了心性意旨�；蛟S可以這樣說，傳統中國哲學基本上沒有倉央嘉措“多情”與“梵行”的糾結與無奈，也沒有世間生活與高遠追求的沖突與抵牾，因為中國傳統哲學最高的智慧莫過于“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轉言之，就是世俗的塵世生活與高明的修己追求相即不離，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關系，在本質上是一不是二。如儒家學者所言“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和修齊治平，佛家禪宗所言“擔水砍柴，無非妙道”，就是在這“高明”與“中庸”圓融中達到“參贊天地之化育”和“與天地參”的絕妙佳境，最終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五、結論
綜上所述，建立在科學實踐及信仰基礎上的西方傳統哲學是為求索真理和上帝宇宙之奧秘，而奠基在倫理的知行和詩教史官文化基礎上的中國傳統哲學是為了修己成人和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然而，前者追求真理卻舍不去希臘悲劇精神和個人英雄主義，后者追求境界卻放不下人間煙火和家國情懷。相比之下，中國哲學的特質便凸顯出來了，那就是重道德修養輕知識積累，重倫理實踐輕科學實驗，重現世家庭感情輕來世宗教情結，重境界提升輕真理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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