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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墨子》研究中援墨注儒現象
摘要：春秋戰國，儒墨頡頏，百家爭鳴。即使是在《墨子》興盛一時的戰國，《墨子》研究亦未完全脫離援墨注儒的藩籬。儒學為宗，《墨子》絕而不息，牢固的儒家正統觀念更使得后世的《墨子》研究者很難跳出援墨注儒的窠臼。以致于后世學者立足儒家學說，看墨必提儒、說墨必比儒，贊墨必贊儒。
關鍵詞：援墨注儒;《墨子》;儒墨關系
《墨子》研究，淵源流長。李光輝認為，關于《墨子》的評說及研究在戰國就開始了[1]。豪舍尓說：“觀念史力求找出(當然不限于此)一種文明或文化在漫長的精神變遷中某些中心概念的產生和發展過程，再現在某個既定時代和文化中人們對自身及其活動的看法。”[2]按照這種方法論的要求，我們即可以逐一離析出《墨子》研究的核心觀念，并與一個時期社會與文學的發展歷程相互印照。援墨注儒現象即為清以前《墨子》研究的主要特色。
一、戰國至秦漢間的《墨子》取舍
春秋以降，大道廢弛，諸侯以百姓為芻狗。王室衰微，大國爭霸，士民階層形成。劇烈的社會變革對學術文化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加上統治者的提倡，各種學派紛紛出現。各派各家都著書書立說，廣授弟子，參與政治，互相批判又互相滲透，學術思想極為繁榮。儒、道、墨、法、陰陽、名、兵、農、雜、縱橫各家在戰國可謂爭奇斗艷，百家爭鳴。
墨家致力于民之倒懸，安頓惶惶人心，弘其道而忘其身。由于年代久遠，戰國時期，研究《墨子》的著作除了僅有的魯勝《墨辯注》已亡佚外，專門著作鮮見紙端，只是散見于諸子散文(包括序跋)中。這一時期，贊墨者少，且淺嘗則止，多為零碎的議論，《墨子》研究處于沉寂之中。熊鐵基指出，漢初道家由批判儒墨變成了“兼儒墨，合名法”[3]�？梢�，諸子之間雖然各取所需、各施其長，但他們之間的聯系也密不可分。《漢書·藝文志》說“其言雖殊，辟猶水火”，但相滅亦相生，相反而皆相成也。“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孟子·盡心上》)，孟子雖對墨子的做人立場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但卻站在儒家立場上對墨家的主張嗤之以鼻，認為墨家所謂主張“兼愛”即為“無父”，為“禽獸也”。荀子更是對《墨子》不屑一顧。《荀子·非十二子》中認為“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簡約而慢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墨翟、宋铏也。”反對墨子“僈等差”(《王霸》)，“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
反對墨家“自為之然后可”，《天論》攻擊墨家“有見于齊，無見于畸”，《解蔽》反對墨家“蔽于用而不知文”，《富國》篇則批判“墨子之言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認為“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對墨家非樂的主張進行專門批駁;又如《韓非子·顯學》評說儒墨術等流派及儒墨喪葬之說優劣等;解釋建立在對墨家相關學說進行研究的基礎上。因這些觀點都出于援墨注儒的立場，故這些學說往往從儒家角度評述墨子及墨家，或只為一定目的“執其一端”，這種立場和方法客觀上更加深了儒家思想的滲透和影響，也從側面顯示了諸子百家對墨家思想及其社會作用研究不足，說明墨家當時已開始游離于正統思想之外。《史記》言墨家為“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4]。《墨子》尚武任俠，講信重義。秦漢社會，此風尤盛。有學者認為，無論是靠武力征服六國的秦國，還是高祖以武力定天下的漢初，朝中重臣亦皆是行伍出身，全社會彌漫著尚武習氣。即便是文人，也是“讀書擊劍，業成而武節立”，“秦雖鉗語，燒詩書，然自內外薦紳之士與褐衣游公卿者，皆抵禁無所懼。”[4]秦的高壓文化政策并未阻止墨家的發展及傳播。
秦短祚而亡，諸子俱損，援墨注儒雖無從談起，但《墨子》卻在各種學說中變相傳播。篤信黃老的竇太后尸骨未寒，儒術即被漢儒推為至尊，漢初“除挾書令”(《漢書·惠帝紀》)，又“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山東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間，講義集論，著書數十篇。”(《鹽鐵論·晃錯篇》)從漢初景象即可看出，《墨子》在民間仍薪火相傳，不僅沒中斷，且司馬談在論六家之要旨時指出“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足以證明《墨子》及墨家作為漢代六大學術之一的重要性。賈誼在《過秦論》中言“非有仲尼、墨翟之賢”，秦后首次將孔墨并稱，可知，《墨子》在漢初學術流變中實際上是在其他學派體系中實行了思想流傳，與其他學說共同構造了漢初的主流思想，其實是《墨子》的變相發展。正如蒙文通所指出的那樣：“凡儒家之平等思想，皆出于墨……儒家之義，莫重于明堂。班固言’墨家者流，蓋出于清廟之守‘，清廟者即明堂也。知明堂之說，創于墨家而儒者因之。凡儒者言禪讓，言議政，言選舉學校，莫不歸本于明堂，其為本墨家以為說，不可誣也。墨家非樂，而六藝佚《樂經》墨以孝視天下，而儒者于漢獨尊《孝經》，是皆秦漢之儒，取于墨家之跡，斯今文說者實兼墨家之義。”[5]此種諸學皆出于墨的論點，使得《墨子》在儒家經義的背景下受到了重視。
二、唐宋辭章之儒看《墨子》
隋唐是大統一的格局。到唐朝，戰國時期那種國分裂、大動亂、人辯論的政治環境沒有了，對于《墨子》的研究就更顯得客觀與中庸。雖然很多士人研究《墨子》，但亦為援墨注儒的變例。從趙蕤對《墨子》在內的諸子各家學說的普遍認同，即可看出，唐初社會的開放和思想的解放給文人士子提供了很大的空間。趙蕤引墨子“節用”論以批評當政者奢糜不恤民情，與魏徵編輯《群書治要》主旨相同，即為統治者施政提供理論借鑒，客觀上鞏固了儒家的文化統治。他在《長短經》記有“神農形悴，唐堯瘦臞，舜黎黑，禹胼胝，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墨翟無黔突，孔子無暖席，非以貪祿位，將欲起天下之利，除萬人之害。”[6]對墨家的獻身精神給予很高的評價，趙蕤這種把墨儒等同對待的態度，使得儒家與墨家皆為其所用。
唐儒韓退之開啟“儒墨為用”的千年論爭，不僅是墨家思想雖絕猶存的證明，也把援墨注儒推向了高潮。援墨注儒不僅抬高了墨家的主張，也把儒學發揮得淋漓盡致。它表面上試圖調和儒墨，實際上使儒學的內容更為廣泛，使得《墨子》成為闡釋儒學的工具。韓愈承漢代“儒墨并舉”、“孔墨同稱”的傳統，一篇《讀墨子》①讓其備受批評與爭議。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眾為圣，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為辯生于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
僅就《讀墨子》一篇或許還難以了解韓愈對《墨子》的全面態度�！杜c孟尚書書》中道：“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于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于已壞之后，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由此可以斷定，韓愈在《讀墨子》一文中所主張的“孔墨相用”實意在說明：儒墨之辨，實“生于末學，各務售其師所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韓愈的這種崇儒排墨的思想其實在其他文章中也有表述。如《上宰相書》有曰：“僅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于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為利。其所讀皆圣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于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之于天下，亦不悖于教化，妖淫諛佞诪張之說，無所出于其中。”“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于其心”亦表明其對儒墨家的立場。而且在《問進士策》里，韓愈亦以“夫子既沒，圣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始侵而亂之，其時天下咸化而從焉。孟子辭而辟之”表明了儒家立場。此外在《送王秀才序》中亦謂：“夫沿河而下，茍不止，雖有遲疾，必至于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于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圣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于海也。故求觀圣人之道，必字孟子始。”《送浮屠文暢師序》曰：“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行而是，可以與之游乎。”如果之前儒墨同用乃明智，“在門墻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韓愈把它“取以為法焉”，這就有點不正常了。更何況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游天下，目的也只是“詠歌其所志”，與儒家讀書報國的心理如出一轍。
然而后人對韓愈的評述更讓人無可奈何、甚至啼笑皆非。程頤寫道：“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論不知謹嚴，故失之。”[7]歐陽修站在儒家的立場上言道：“然其強本節用之說，亦有足取者”[8]，算是客觀之說，然后世之評說就有失公允。首先黃震否定了韓愈之說，“墨子之尚同，謂天子所是皆是之，天子所非皆非之。與孟門所謂如其不善而莫違之違正相反。”“墨子之言兼愛，謂法其父母與法其君皆為法不仁，當法天。與孔門所謂孝弟為仁之本者正相反。”“愚曰：孔子不必用墨子，墨子亦必不能用孔子。”[9]馬端臨亦在《墨家考》中說：“楊朱墨翟之言，未嘗不本仁祖義，尚賢尊德，而擇之不精，語之不詳，其流弊遂至無父無君。正孔子所謂似是而非，明道先生所謂淫聲美色易以惑人者，不容不之。”認為墨翟之言華而不實，“淫聲美色易以惑人者”，并建議“深鋤而力辯之”[10]，他對墨家的學說持一種懷疑的態度，表現出一種儒家衛道士的立場。朱熹更甚，在《墨子》中斥道：“楊墨皆是邪說，但墨子之說尤出矯偽，不盡人情而難行�？啄⒂媚耸峭酥�。”[11]對墨子惟恐避之不及。高似孫《子略》言：“墨之為書，一切如莊周如申商如韓非、惠施之徒，雖不辟可也。惟其言近乎偽，型近乎誣，使天下后世人盡信其說，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是以不可以不加辟也”[12]。王令亦言：“墨翟固有罪”，“天下之大害者”[13]，在援墨注儒的基礎上，甚至壓墨揚儒。欒調甫說：“《墨子》書自漢以來，已不甚顯聞于世。宋元而后，益弗見稱于學人之口”[14]總之，宋儒雖然不避談《墨子》書，但其“辟墨”思想卻是顯而易見的，雖然他們評墨已趨于平心靜氣的學術分析(如朱熹、歐陽修等人)，對于《墨子》中的思想和楊朱已區別對待，但援墨注儒貫穿于宋儒研究《墨子》的始終，闡釋《墨子》即為援墨注儒的目的始終未變。
三、明清時的援墨注儒
明代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得個體生產者成為社會上活躍的經濟主體，經濟上的自足引發了精神上的自覺，他們迫切需要一種思想和學說來代表本階級的利益，而墨子提倡的平民意識等一系列主張正是代表著“農與工肆之人”的利益，市民階層的不斷壯大，為《墨子》的重新振興提供了強大的階級基礎，是《墨子》再度復興的重要條件。張翰在他的《松窗夢語》中，描述當時商賈販夫，“同欲而共趨之，如眾流赴壑，來往相續，日夜不休。”“追逐錨株之利至富的情狀：財利之于人，甚矣哉……雖敝精勞形，日夜馳鶩，猶自以為不足也”[15]。大量書籍被印刷和出售，客觀上促進了書籍的傳播，《墨子》一書也是其中的一種。據鄭杰文考證，自正統年間《道藏》之《墨子》由張宇初編纂以來到崇禎時金堡、范方等評點《墨子》，在276年間，有文字記載的《墨子》刊、校、注、研究等著作共計28種。由于明人刊刻的序跋、評點較多，所以刊刻業的發展客觀上促進了《墨子》研究的拓展與深入[16]。明萬歷進士第一名、著名思想家、文獻考據學家焦竑在《墨家小序》中認為：“墨氏見天下無非為我者，故不自愛而兼愛也，此與圣人之道兼濟何異?故賈誼、韓愈往往以孔墨并名。然見儉之利而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殊不親，此其弊也。”[17]焦竑有專門討論義利關系的文章寫道：“自世狠以仁義功利歧為二途，不知即功利而條理之乃義也。……一厚農一足國，桑大夫蓋師其余意而行之，未可以人廢也。藉第令畫餅癖饑可濟于實用，則賢良文學之談為甚美，庸柜而必區區于此哉。”[18]對于義利問題，焦竑否定了墨家公利大于私利的主張，贊揚儒家義利并重才能使天下安定的思想。對儒家經典《易》將義利并提，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并舉了桑弘羊義利并重，輔佐武帝厚農足國的例子。指出施行墨家主張的后果是“取貧民則公利薄，而民去其業”。
對于《墨子》中的主張，宋濂持批駁的態度，“墨者，強本節用之術也。……孔子亦曰：奢則不遜，儉則固。然則儉者，固孔子之所棄乎?或曰，如子言，則翟在所取，而孟子辭而辟之，何哉?曰：為有二本故也。”[19]他認為孟子之所以棄墨是因為儒家中已有“二本故也”。相對于宋濂，陸穩的取舍恰相反。明嘉靖三十二年唐堯臣刻本，陸穩敘述了自己認識《墨子》的歷程。他認為墨子“非圣人類也”、認為賈生“特言之過耳”，對韓愈謂其道與圣人相為用甚“疑焉”。他認為墨子之道“果異于自私自利之徒”，并認為墨子“其言足以鼓動天下之人尊而信之”，孔孟并稱，“宜也”。他批評孟子，出于孔墨之后，“孤取天下之所尊信者辟而絕之，得無防其流歟?”[20]這與李贄反對傳統思想，對《墨子》加以贊揚不謀而合。
相比陸穩，李贄與胡應麟的評說有點激烈。李贄認為墨子的救世主張是對的。“明言節葬，非薄其親而棄之溝壑以與狐貍食也，何誣人，強人入罪為?儒者好入人罪，自孟氏已然矣”[21]。對于孟子辟墨給予諷刺抨擊。胡應麟則認為墨家異于儒家，是因為要爭一席之地，標立意，立心說。他認為《墨子》“蓋其意欲與吾儒角立并驅，以上接二帝三皇之統，故肆言以震撼一世，而冀其徒。又苦行以先之，聚徒以倡之，馴至儒墨之稱雜然并立與衰周之世”[22]。汪中表達的觀點在當時是最有反儒色彩。他認為墨子所倡學說與禹相同，并非“墨子背周而從夏”，并認為“墨子之誣孔子，猶孟子之誣墨子也，歸于’不相為謀‘而已矣。”并對墨家“述堯舜，陳仁義，禁攻暴，止淫用，感王者之不作，而哀生人之長勤，百世之下，如見其心焉。”[23]給予了極高的贊賞。針對此種“不倫不類”，翁方綱諷刺攻擊道：“有生員汪中者，則公然為《墨子》撰序，自言能治《墨子》，且敢言孟子之言’兼愛無父‘為誣墨子，此則又名教之罪人，又無疑也”[24]。散文家兼詞人的張惠言則認為墨子影響系“炒作”之功，“天下之人，唯惑其兼愛之說，雖他說悖于常理，不安于心者，皆從而則之，不以為疑。孟子不攻其流而攻其本，不誅其說而誅其心，被之以無父之罪，而其說始無以自立”[25]。
此外畢沅在《墨子敘》中亦曰：“世之譏墨子，以其節喪、非儒說。墨者既以節喪為夏法，特非洲制，儒者弗用之。非儒，則由墨氏弟子尊其師之過。其稱孔子諱及諸毀詞，是非翟之言也。”對墨家的非儒說進行批評，并嘲諷“案他篇亦稱孔子，亦稱仲尼，又以為孔子之言亦當而不可易，是翟未嘗非孔”[26]。這也是后世學者批判畢沅《墨子敘》的理由，即好以儒言附會。畢沅說與孫星衍不謀而合，孫在《墨子后序》中也表達了孔墨同出，且墨高于孔的思想，并對司馬遷、班固等人對墨子的理解給予批正[27]。對于司馬遷與班固“皆不知《墨子》之所出”，只有淮南王知之，“’墨子學儒者之業，習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其識過于遷、固。墨子有節用，節用，禹之教也。”[28]對于孟子批評墨子予以反擊，評說還算中允。雖此四人為弘揚墨子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但畢竟是辭章之儒，他們的對儒墨關系的理解也流于表面，至多只能表達對墨子的敬意。
綜上所述，由于乾嘉學人固守儒家的正統思想，很難跳出援墨注儒的藩籬。被認為闡釋《墨子》比較大膽的汪中亦是如此。他只是把墨子作為一個解釋經書，證明事例的工具，校注《墨子》時往往使用經書的路數來穿鑿附會，如此以來難免錯漏較多。這在清代學人的著作中多有評述，此不贅述。汪中雖然讓沉寂的墨子及《墨子》暫時受到了重視，但孔墨在汪心中地位高低不言而喻。汪中雖給予墨子極高贊賞但亦未跳出援墨注儒的窠臼，更遑論張惠言等人了。清軍入關后，雖然仍是孔儒獨尊，但由于士人遠離政治與民族意識的討論，文人們主觀上遠離政治，他們著書立說，漸漸走上了循經求義的路子。不僅如此，晚清孔孟之學受到公開批判后，為了從傳統學術中發掘救國良策，一些學者結合西方近代研究方法，對《墨子》中的自然科學、社會政治思想學說進行歸納、分析和綜合[29-30]，此種背景下《墨子》研究的發揮經義亦成為《墨學》研究史上一大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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