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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倫理與現代社會--論中國傳統倫理文化的當代處境
傳統倫理與現代社會--論中國傳統倫理文化的當代處境中國傳統倫理文化，指的是以儒家倫理為觀念架構，以宗法血緣關系為社會依托，予傳統中國人的道德價值觀和行為的道德抉擇以導向性作用的倫理體系。在此，討論中國傳統倫理文化的當代處境，問題的指向，不是通常所理解的那樣宣告傳統倫理寄寓的封建社會崩解、它所發生效用的舊格局的突破或轉型，因而它本身也就死亡了。討論這一問題的指向應當是，當傳統倫理文化所揭契的道德基本價值、道德行為導向，在一種發生效用和賴以生長的舊的生態被破壞以后，它在一種新的道德生態環境中所處的境況。如此，才能避免將這一問題的討論引入復述事實的死胡同，并起到在當代激活固有道德文化遺產的創化作用。
生態分析：傳統倫理文化的生長氛圍
倫理道德起源于人類調節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三維關系的自覺需求。這樣，倫理道德與其存在并發揮效用的自然、社會、人諸“環境”因素的相互作用，就構成道德的生態環境機制。如果人們嘗試對某一倫理文化進行分析，首先要進行的，就是倫理道德的生態學分析。
中國傳統倫理文化，是古代中國人倫理道德覺醒與自然經濟、專制政治、內圣追求相互作用而生成的。在傳統倫理生長的這種生態環境中，倫理道德既獲得了從諸種意識形式中脫穎而出的助長土壤；但同時，卻又不能不因為它本身耍承負諸種社會意識形式發展動源及面調節三維關系的過重載荷，而導致道德生態失去平衡。從而，注定其悲喜聚合于一身的獨特命運。
就前一方面而言，傳統倫理文化本身的生長環境是極其優良的。作為它的觀念架構的儒家倫理，以個人的良心作為道德的終極根據，以忠孝規范的男性道德，以貞節約制的女性倫理，以孔顏樂處或正誼明道推動人趨向崇高所形成的處理入己、義利關系的德性規范，就完全是這～生長環境的造就，而又在這一生長環境中取得優厚的發展條件的。一方面，當中國拖曳著原始宗法血緣關系的巨尾步入文明社會，進而因以滿足一家一戶需要而運轉的自然經濟的強化，形成了宗法血緣關系與自然經濟共同作用條件下的宗法x理。宗法x理不唯將人固定地規范在他先天賦予的家庭家族地位上，造成個體倫理調節規則的單一化和僵化；同時，也使倫理發生功效的前提條件完全集中在一定地位上的各個個體對自己“應當”承擔的道德義務的自然醒覺和主動踐行上。“良心”不可替代的道德核心位置，便由此取得。因此，有那些具備“不忍人之心”的善端和“推己及人”的善行的人，才能成為宗法x理中道德的人，成為宗法社會中合模的人。以“老吾者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力中心的人際倫理和“時也、命也”的自然節律交錯作用，更使良心牢固地根植于與自然統合的日常人主倫常沃土之中。另方面，宗法血緣關系構成國家結構的范型，而國家成為家庭的摹本，家國同構造成“朕即國家”的政治層階結構現實之后，現實社會政治這只封建傳統社會中最強勁之手，又會伸出來強求倫理由元典中的相對性人際關系規范轉換力絕對性人際關系。在傳統中國男權社會實際中，“父慈子孝”作為維系宗族或家庭的核心規范，本基于對人生造塑者與承造者自然關系的素樸反映，但一當它進入社會政治領域并臣屬于政治要求，就衍變成“事君以忠”的無條件忠誠的、苛求臣民的單向義務規則；而同時，在中國這個蔑視女性的男權政治國度，原本應作為女性發自自我意愿的道德約束方式——“貞”，在要求女性依附男權后，則變成單純制約女性的“貞節”或“貞潔”，既不允許向男性權利挑戰，又不容許她們有任何倫理試錯機會�？最仒诽幓颉罢湔x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也本應是發自人覺察在現實物欲之后尚存高尚的德性生活，而凸顯出來的行為的道德選擇，但它作為普遍的道德規則，則直接是那要求人們脫離一切物質要求，放棄一切道德一利益關系自省的專制政治的產物。因為在“博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工臣”的傳統社會，如果每個人擁有足夠的財富，并在強烈的致富心理驅動下審視人際關系和選擇行為方式，那么，現存社會秩序就難以維持了。再一方面，由于自然經濟先天地具有限制人員流動而播延先進生產操作方式的特性，而專制政治又先天地帶著禁止自由思想和開發智力資源的要求，因而．當人們以不可避免的精神覺醒致思道德問題時，就只好向內用工夫，內心之“圣”成為道德審視的唯一自由天地。但當內省而“圣”撞上政治霸“王”時，便又只好將自然帶有發展自己的的德性省思結果藏匿起來．使“內圣”與“外王”處于自覺的分裂狀態。以前者力個我內省德性不遭侵犯的領地，以后者為從事社會政治事務的現實選擇。三個方面相互影響，便形成倫理借政治以張目、政治借倫理以逞勢的政倫合一格局。倫理的生長（姑不論其是否合乎德性和值得期望）特權確為其他社會意識形式生長條件所望塵莫及。
就后一方面——倫理社會功能冗雜，體現的道德生態失衡而言，則直接是上述原因之結果。
在封建傳統中國，倫理道德獨得經濟一政治一文化心理的共同滋養，發育成與苗回幼苗狀存在的其他社會意識形式完全不同的參天大樹，使其他社會意識只能受其庇蔭而存活。哲學在類型學上表現的倫理化特質，美學實質上體現出的融景于心，文學充斥的道德說教，史學著意的臧否人物．都體現出“倫理即意識形態”的單一凸出開展，已到了實質上消解本當獨立存在的、其他社會意識形式存在的必要性的地步。道德倫理不得不氣喘吁吁地擔負起本不屬自己的額外功能負擔，以致自己作為社會意識的真實獨立性和內涵伸延機會都給斷送了。而倫理規范的調節功效，則廣延至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三維關系上，成為人類生存與發展中調節復雜關系的單一規則。與自然親合的倫理主張、全面規定社會生活狀態的道德戒條、導人向內（“反求諸己”）完全排“外”（道德存在、播遷與替演的各種社會外在條件）的道德省思與行為取向，都是道德功能全方位發揮的象征或結果。但是，倫理道德負載的功能雜多，就不能不影響到它當然的主體功能的發揮——倫理道德應主要著眼于對人的認識和人的發展起一種提升或推進作用，這點在傳統倫理文化愈近現代愈隱而不彰。而當倫理道德獨占了所有“環境資源”：占盡經濟營養和政治權威之“土壤”、吸納所有社會意識形式存活所需之“水份”、獨享一切人贊譽與信從權威地位的“陽光”，它也就因訛詐性地利用生態資源，斷送了自己存活的良性環境。
在封建傳統社會范疇內評價，由于傳統倫理文化整體上與封建傳統社會要素相互作用，才構成傳統倫理文化的生態機制，因此，它存在的合理性與效用發揮的順暢性，不會受到置疑。倫理上的道德理想主義與政治上的倫理中心主義相得益彰，互相支援．足以在其生態環境下發生根本性危機（固有社會結構的解構或某一生態要素如經濟構成產生徹底變化）的情況下，從容維持。因此，在固有生態機制內去禮贊或抨擊傳統倫理文化，都是沒有意義的。
但是，當傳統倫理文化生態機制遭受了毀滅性破壞，而將傳統倫理體系拋入“挑戰——回應”的嶄新環境之中時，那么，去觀察它在新環境中的處境并合理預測它的出路，則不單是有意義的，而且是建構新的倫理生態機制所必須的。
傳統倫理文化生態環境的自我破壞—一即傳統倫理道德護本（“良心”）與開新（建構適應后期封建社會所需的早期市民社會倫理規范）能力的同時喪失，使它已面臨前景堪憂的命運。而來自外部生存環境的第一波打擊——社會政治革命，則使它失去了完整的家國同構的政治依托，面臨一個重尋政治制度支持的環境再造任務。來自外部迥異觀念架構與生存環境的西方倫理的輸入，作為第二波打擊，則使它失去了單一理念認同對象和單一文明道德自認的觀念環境，面臨一個重建信念支持機制的沉重負擔。 而給傳統倫理文化生態環境以徹底破壞，以致于在傳統倫理文化范圍內的重建無法寄望的，是足以徹底改變中國社會傳統結構的第三波打擊——市場經濟的興起。如果說在前兩波打擊下傳統倫理還可以勉力應付，那么現在它已顯出力不能支的跡象。因為政治革命與固有倫理并不在同一層面沖突．傳統倫理尚存在新的政治制度中覓得余地的機會；而西方輸八倫理至多顯示出傳統倫理的類型差異，甚至可以從側面或反面支持倫理中心主義思維。但市場經濟因其自身的特點，營造出的將是一個完全與傳統文化生態環境不同的新倫理生長機制。
結構變換：傳統倫理文化的時代洗禮
市場經濟是一種自成系統而又無法力傳統倫理文化兼納的社會運行方式。推行市場經濟的倫理文化結果，就是倫理道德固有結構的崩潰和開放的、世界的、現代的倫理道德新結構的誕生。這使傳統倫理文化必須接受時代的洗禮。
市場經濟井不單純只是一種經濟運行方式。它是以納社會各要素于市場大流通之中，而對人類社會發生全面影響的社會組織整合結構。就這一結構運行的經濟結果來講，一方面，它帶給人類以巨大的物質財富；另一方面，它將一切可以利用的社會資源整合到經濟運轉的大輪盤中，使市場成為衡量一切的砝碼；而一切社會要素對社會的作用大小卻又僅僅只能依賴它們去猜忖不斷旋轉的市場這個骰子滾動的結果。巨大的風險與巨大的收益完全成為一個正比關系。就這一結構運行的政治結果來說，它不僅使傳統政治的集權式結構徹底瓦解，而且斬斷了將其觸角伸向社會各個領域的傳統政治之手，使經濟成為政治活動的最終動力和直接潤滑劑；同時，由于它充分肯定了各個人、各個集團自身利益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個人與集團在各個層面的競爭與沖突，必然將在“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這個利益協調指揮棒下，走向以協商、溝通、談判以解決政治沖突的境地。這樣，就使市場經濟本身與傳統集權政治無法全面、長期地和平共處。市場經濟只能與民主政治聯姻。
市場經濟運行的這兩種結果，已經造出了一個與傳統社會完全不同的新社會結構。自然經濟的可控性、慢節奏、自足性、低效率，封建傳統政治的集權性、奴化性、隨意性，與市場經濟的非控性、快節奏、開放性，高效率，現代政治的分權性、自主性、法治性正好相反對。而這些表面現象背后正是結構的迥然不同。這種相異的社會結構，決定了有各自完全區別的思維方式和行為取向。在本文討論的傳統倫理文化處境的視界中，正意味著判然有別的兩類倫理文化類型，已各據其經濟——社會理由，相峙而立。
市場經濟為現代倫理文化的生長提供了新的生態環境：首先，它完全將利益與道德的關系改變成一個公開配置的關系。市場經濟設定，人首先是一個經濟人，而經濟人帶有“與生俱來”的利己傾向。對這種利己性．既因它構成經濟增長的動力要予以肯定，同時又因它的惡性膨脹會造成經濟效益最優化的喪失，因此，必須子以疏導。這種疏導當然不由政治家進行，也不能由各有其利益的個人或集團達成私下交易來解決，這與市場經濟的本性不相容。因此，只能將這種配置公開化。這一方面可能造成崇高道德墮為交易倫理的局面；但另一方面，也是更為積極的方面，它會使人覺察到道德背后的真正支撐條件，從而產生真正認知道德的倫理覺醒。其次，市場經濟的自身的運作特性，重塑起與傳統倫理不同的道德理念。對物，由于市場經濟顯出自然資源的合理配置才是最優化的特性，使入的貪砍在膨脹中滿足的同時可以合理克制（不是禁欲），而與自然的真正親和關系得以建立（不是單純以自然為寄托情懷的對象），生態倫理觀念的成長無疑表征了人的倫理精神的健全趨向。對入，因為市場經濟的當代發展愈來愈重視和倚重高素質的人力資源，尊重自己和尊重他人的重人觀念得以獲得最廣泛的認同。競爭．既促人向上又增進和諧；普遍的市場交易，既滿足各區域人員的物的需求，又促進人際的普遍交往，增長人的相互敬重感；價格機制，既體現個人目前勞動水平的高低，又椎動人努力奮斗以提高個人發展程度，并獲得更大報償。入之成為一個享受生命要求的世俗物質生活基礎上趨向崇高的、真實的、大寫的人，已具備現實可能性。對社會，因為市場經濟自身的經濟民主要求，使市場經濟的自由性（進不進入、以什么進入、如何進入、又怎樣退出市場，完全是人對市場自由選擇）與政治運作的民主性（選擇誰當政、監督與獎懲各級各類官員等都有最廣泛的“社會”性）相結合，造成一個由社會倫理問題——公平與效率問題的社會廣泛爭議熱潮，從經濟倫理到政治倫理成為人所關注的問題。最后．市場經濟將一切人納入市場作連續運動，成敗殊為不定、競爭含有不公、價格機制容有缺失�；趯κ袌龀晒Φ淖杂X期望，便促使人們在理性的水平上去省思倫理道德問題，形成兼容各種倫理觀念的開放性倫理批判思維；更促使人們在實現自我的人生價值驅動中，形成行為道德選擇的理性取向，避免太多的狂熱與沖動，“以理性戰勝巫魅”（韋伯語），造就一個行為道德化的真實和諧世界。
市場經濟構造出的倫理文化生態環境是嶄新的、它挾帶其經濟威力亦迅速推廣普及，從而造成傳統倫理文化機制的悶覆。傳統倫理文化的生存土壤
——自然經濟與集權政治已經“沙漠化”，提供不了足夠的倫理滋養；傳統倫理文化的生長“水源”——汲干一切社會意識形式之“血”而存活自己，已在市場經濟推動的學科專門化、分工精細化、功能獨立化的浪潮中，各保其“水源”；尤為重要的是，在由道德理想主義支撐的倫理中心主義格局中，倫理獨享人的全部禮贊的命運也徹底改變：承受批判與拒斥似成它的“新命”。
首先，作為傳統倫理文化觀念架構的儒家倫理，既承受著思想批判的壓力，更承受著社會拒斥的壓力�！傲夹摹闭摻洑v了不可避免的重造。儒家元典中的“良心”，是一種先天善性之心，無所待而立、無所依而在、無所見而能，構成了“不忍人之心”一“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咋“吾欲仁，斯仁至矣”的“為仁由己”之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同情之心～“正己正入”、“成己成物”的“內圣外王”之心，層層推進，逐漸外化，成為人之為人，社會之為社會的最后根據。但是，市場經濟發展使人看到人心之叵測，良心之脆弱，道德良心背后的重重支持條件自掀面紗而出。人們意識到，真正的道德良心，不只是作為絕對無待的崇高規范約制人的行為，而只能是推動人全面發展自我的各種動力的匯集之代稱。因而，在市場經濟中，你有沒有良心的判斷，就不是一個“呈現”的問題，而是一個行為設準的問題，你能在市場中不以欺詐而獲益、不以虛偽而待人、不以富裕而凌人、不以發達而忘“人”，你就是有良心的。這是一種與傳統倫理文化中對“良心是什么”的肯定性規定不同的“良心不是什么”的否定性規定。這是一種可把握的現代規定。
同時，傳統倫理文化中約制人與己、個人與集體、個人與國家關系的規范，也歷史地改寫。在“父慈子孝”基礎上建立起的“君仁臣忠”，主要的是一種男權行使規則意義上的社會道德儀軌。在傳統的范圍內，當倫理理念中帶有對等性的父子、君臣關系被移入現實行為而變成父對子、君對臣的約束性關系（“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無條件的政治忠誠這一畸型的政治倫理便自然形成。市場經濟以賦予每個人不可剝奪的財產權利與相應的人生權力為特征，“人生而平等”不是一個政治啟蒙口號而成為社會的現實要求。因而，它促使入的權利感的萌生與茁壯成長，人們只是在普遍的對等交往中向對方獻出忠誠。忠誠不是強制的結果而是自愿的產物。于是，“批評的忠誠”成為取代“絕對的忠誠”的一種嶄新政治行為道德。與此相關，在“夫婦有別”觀念導引下的“貞節”道德，在傳統道德范疇內由對婦女順從道德的贊美，走向對婦女一味屈從的歌頌，造就出了“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的“以理殺人”的畸型的女性行為倫理。市場經濟則將每個人（既不分老幼，又不分男幻系在社會經濟機器上，以最大限度地利用人力資源，這本身便成為解放婦女的直接動力，平等人權、平等參與、平等報酬的經濟驅動與政治爭取，促成了女性道德的再生；從屈從走向自立、自尊、自強。
再則，傳統倫理文化約束人對道德——利益關系作鉤連思考，而導引人步入純粹的道德理念世界，作為一種具支配性影響的行為基本道德，也遭翻轉。那種不求經濟獨立，不問政治遭際，忽略社會現實，而只求精神滿足、只問道德自足的純粹道德生活方式，在市場經濟造就的經濟獨立、政治參與、重視評價的世俗生活方式的挑戰中，回應乏力�！罢湔x而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成為眾所認同的道德——生活鉤連模式。
歸納起來：傳統倫理文化的由“內圣”，即由道德心性修養而“外王”，即成就人生功名和利祿的進路，已改變而成為人生發展借重道德支持的相反路數�！案裎铩⒅轮�、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倫理架構．亦被改變為“入一道德”互動的簡明結構。傳統倫理文化既失去它所依托的生態環境．它也就失去了與現實社會互動而發展自己的可能，變成新社會倫理據以顯示自身合理性的對照物。
創化開斬：傳統倫理文化的再生奈件
傳統倫理文化遭遇市場經濟，發生了結構性危機和結構性崩潰的大變局。但是，這既不意味著它的生長因子徹底壞死，也不意味著它的功能性再生—一即它的某一要素在當代社會再發揮作用的機會徹底喪失。市場經濟誠然帶出了一個與傳統中國社會完全不同類型的嶄新結構，在這個外生型結構勢必取代內緣原生型結構的情形中，傳統倫理文化的生態環境的再次復制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作為市場經濟活動主體的中國人，體內流動的是中國血，腦內思考的是中國事，行為中的進路受著固有思維方式的影響，傳統也就必不可免地要獲得它影響當代人的時機與場所。完全截斷歷史的不可能注定了傳統徹底消亡的不可能。西人謂“傳統是新信仰和行動范型的出發點”，“傳統為合理反思積累了經驗”，便以此立論（參見希爾斯：l論傳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8頁，第270頁），現代解釋學謂“我們有不理解傳統的自由，但沒有不生活在其中的自由；……我們有宣稱與傳統徹底決裂的自由，但沒有不在傳統中開出新生活的自由”，也以此為據（參見殷鼎；《理解的命運》，三聯書店１988年版，第五章）。
因此，傳統倫理文化的再激活就成了一個不無意義的學術課題，對這一課題的研究，那些帶盲國民族自尊的全面復興之論，意義極為有限；那些以傳統與現實的折衷為過去倫理文化光復地盤的論道，功效極為微渺。對此富有意義的解答，只有下列兩類：第一，現代新儒家的返本開新論。第二，現代自由主義者的創造轉化論。
現代新儒家看到了傳統倫理文化的“花果飄零”，感悟著民主與科學挑戰下傳統倫理回應的乏力，痛惜固有道德遺產的被遺棄。他們在承認中國人缺不了民主科學的“新外王”的大前提下，又認為“新外王”必須“老內圣”才有扎根于中國廣袤沃土的可能。因為他們認定西方的民主科學是根據哲學的二元世界論，政治的激烈爭斗與控制論，經濟滿足的個人利益論建構的，這已帶給西方社會不平衡與社會失控的負效應。因此，倘若把民主科學安放在中國的道德良心根基上，把社會利益紛爭化解于傳統倫理的中庸和諧中，這樣“攝西方之智以歸仁”而“轉傳統之仁以成智”地將道德良心與社會認知結合，就可以借返道德理想主義之“本”開出民主科學之“新”�，F代新儒家的傳統倫理致思，創獲甚多。但是，民主科學之依于自由法治，之賴市場經濟舉托，已為眾所認同，它不來源于道德理想主義，也不以道德理想主義為舊宿。民主科學推動道德脫出封建“魔掌”，將其從根救起，已為歷史給予認定。倘若想以傳統良心建現代民主，以孔顏樂處開現代科學，就只能流為一種倫理智力游戲�，F代新儒家開新誠可贊，但返本需商榷。
現代自由主義者（以倡導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最早最力的林硫生為代表）則看到了傳統倫理經激烈的反傳統運動的沖擊而斷裂的事實，一方面他們深感民主科學對中國之不可缺，另一方面又確信在傳統之中和在傳統之外均難以尋求中國走向民主科學之路。因此，他們尋覓良久，發現唯有以西方民主科學及自由法洽為座標，以中國固有倫理文化遺產為加工材料，重新描繪現代道櫻藍圖。但是，這一立場盡管正確，但很大程度上仍流于一種指明精神方向的運思。現代自由主義者方向雖明，但貢獻有限。創造轉化（略稱“創化”）亦僅著意傳統命運，未及分辨開新走向。
現代新儒家返本有余開新不足，現代自由主義者導向明確論述模糊，如果將二者的思路一同納入市場經濟發展軌道，理論上綜合力創化——開新，即手段與目的的結合，實踐上統一為市場經濟自身要求的自由、民主、法治、科學服務，那么，傳統倫理文化結構雖然瓦解，但某些道德基本理念和行為取向煥發活力則是可能的。
這是傳統倫理文化再生的唯一出路�，F實地獲得這一再生，即保證以傳統倫理的創造轉化開辟新的倫理體系，則需要抓住兩個支點、三個環節。
兩個支點是：第一，傳統倫理文化的創化開新，在基本理念的確立上，不是以挽救道德理想主義、恢復倫理中心為取向的，也不是為求新而求新，將傳統倫理文化弄得面目全非就是創造轉化。這種創化開新，以市場經濟為現實動力，以服從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以確認俗的權利基礎上的追求崇高為模式，以道德與社會各要素（如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教育）的健康互動為社會根基。因此，它是以現代倫理為主兼納傳統倫理理念。第二，傳統倫理文化的創化開新，不是對傳統倫理結構要素加以再排列、再組合，重建其倫理的結構性機制，重造其倫理理念的權威導向。既謂之創化，就是將原結構打散，進行要素分解，當棄則棄，當改則改；既謂之開新，就是將原結構要素置于現時代市場經濟倫理要求之下，各創現代經濟倫理、政治倫理，各建現代個體道德與公共道德。使傳統倫理經現代辯證理性的光照，重放現代光彩。
三個環節是指傳統倫理文化具體的、直接的改造要做的三件相互聯系的工作。第一，市場經濟既認經濟人為自利人，但市場的正常運轉又需要人際配合，各利其利只能在精誠合作中才可以實現。因此，傳統倫理的良心論，可以為培養“道德的經濟人”，即在富有道德心、愿意共同合作、關注他人與社會的基礎上，求取合理合法滿足個人利益的人提供思想資源。市場經濟在其理想目標上，是將入塑造成生活豐裕、精神健全的完整的入，它內在地需要人的理性觀念和倫理覺醒。“良心”，作為入之為人的根據與象征，即是個人合理行為的道德基礎之一，又是關注他人與社會公義的原初動力之一。如果在市場經濟驅動下從個人利益的基點邁向社會公義的目標之途中，獲得人的“良心”的支持．那么建立起“個人－社會”的穩定趨向關系之橋就多了一種輔助資源。第二，市場經濟既要求民主政治，也就要求個入對社會事務的忠誠心，要求個人成為遵紀守法、按游戲規則行為的合格公民。傳統倫理的忠、貞可以為之襄助。只不過，這種忠，已成為在個人權益有充分保障情況下，對社會不公現象有合法批評保證的“批評性忠誠”；這種貞，也已成為在合理自我利益滿足之后，對因眼花于社會巨大財富而膨脹起來的私欲的自我約制。從前者來說，市場經濟反其連帶的民主法制政治，是規定人“不能做什么”的社會游戲方式，它足以培植出守法的合格的人。然而，人類社會缺乏崇高就缺乏凝聚，缺乏和平，難以有促進發展的精神動力。但改鑄的“忠”作為一種指向社會公義的倫理規范，可以幫助造就因道德而高尚的人，增強個人對社會的認同。以后者來講，市場經濟產出的巨大社會財富，極易刺激人們的物質欲求。但現代經濟學揭示出資源短缺與人的欲求之間有一條永遠難以填平的鴻溝，倘若人的物欲失去控制，可想貪腐腐化會如何泛濫。用法治控制物欲，當然是上策；但如果以道德培養，使人們廉潔自愛、貞節自守，那不啻予調整物欲在合理水平上增加了保障條件。而“孝”在親情倫理上的現代功能發揮上，也多有論述，在此就不詳加分析了�！翱最仒诽帯�、“正誼明道”一類行為道德，在解決物質條件相對不足情況下信持操守、堅定德性的問題時，亦可發揮與上述相近的現代功能。第三，市場經濟促進人的普遍交往，交往促進人的理性成長，
提高人思維的合理程度和行為的自控能力。但是，各種已有的思想資源，構成理性成長的觀念基礎。因為缺乏已有思維成果的多維影響，單純依憑現實的刺激反應，思維常走向偏執。傳統倫理文化積五千年哲人反思精華與社會篩選精葷，本身工蘊含了合理反思現實的各種思路和理智抉擇的行為指南。將人己由“屈己從人”中拔出，翻轉為人己雙關平等互助；將義利由“仁義而已何必曰利”中拔出，改鑄為義利相兼見利思義，這種辯證的道德智慧無疑可以為現代倫理致思和行為困局超邁，提供可以汲取的經驗。
兩個支點相倚而立，三個環節相連而就，那么，傳統倫理文化的再生，也就是一個值得論道和可以期望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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