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詩言志辨》看朱自清的文學批評研究法
論文摘要：朱白清在《詩言志辨》中，以“詩言志”為開山綱領。從文學批評的角度論詩，以征引法、定量分析、以一馭萬法等方法厘清詩言志、比興、詩教、風雅正變等命題。
論文關鍵詞：朱自清；詩言志辨；研究方法
朱自清先生在《詩言志辨》一書里，以“詩言志”為開山綱領．從文學批評的角度論詩。在明晰詩言志、比興、詩教、正變源流時．運用征引法、定量分析、以一馭萬等科學的方法建構篇什。使《詩言志辨》如竹節渾融一體，屹立于中國古典文學批評史冊中。
一、征引法
在《詩言志辨》之《詩言志》篇中，朱自清先生考察《詩經》及歷代詩論原著，爬梳舂秋戰國時的“詩言志”說，對“詩”、“志”考鏡源流。“言志”的本義原跟“載道差不多，兩者并不沖突．現時卻變得和“載道”對立起來。“詩教”原是“溫柔敦厚”，宋人又以“無邪”為詩教，這卻不相反而相成。“比興”的解釋向來紛元定論．可以注意的是這個意念漸漸由方法而變成了綱領。“正變”原只論“風雅正變”．后來卻與“文變”說聯合起來，論到詩文體的正變，這其實是我們固有的“文學史”的意念。
在《獻詩陳志》一節中，朱先生首先引今文《尚書·堯典》中舜的話及鄭玄的注說明兩件事：一是詩言志．二是詩樂不分家。從而得出論題，進一步考據詩與志之關系。在文中朱先生引楊遇夫先生的觀點：志字從心，聲，寺字亦從聲志、寺古音蓋無二。……其以…’為“志”或以“寺”為“志”．音近假借耳。又據《左傳》昭公十六年韓宣子“賦不出鄭志”的話，說“鄭志”即“鄭詩”．因而以為古“詩”“志”二文同用，故許慎徑以“志”釋“詩”。聞一多先生在《歌與詩》里更進一步說道：“志”字從“”，卜辭…’作．從“止”下“一”。像人足停止在地上，所以…’本訓停止。……“志”從“”從“心”．本義是停止在心上。停在心上亦可說是藏在心里聞先生說“志有三個意義：一記憶．二記錄．三懷飽”。從這里出發。他證明了“志與詩原來是一個字”。但是到了“詩言志”和“詩以言志”這兩句話，“志”已經指“懷飽”了。
分析詩與志之內在關聯后。對“言志”一詞，朱先生從《論語》鉤稽文獻。《論語》中的《公治長》篇云：顏淵，子路侍。子日：“盍各言爾志?”子路日：“愿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日：“愿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日：“愿聞子之志!”子日：“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先進》篇記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各言其志”語更詳。兩處所記“言志”，非關修身，即關治國，可正是發抒懷抱。
在《禮記．樂記》載子夏答魏文侯問樂云：“今夫古樂……：君子于是語．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這里“語”雖在樂終．卻還不失一種“樂語”。這里所“語”的是樂意．可以見出樂以言志．歌以言志，詩以言志是傳統的一貫。正是通過翔實的、可信的史料，朱先生總結出：以樂歌相語．該是初民的生活方式之一。那時結恩情，做戀愛用樂歌，這種情形現在還常�？匆姡菚r有所諷頌，有所祈求，總之有所表示，也多用樂歌。人們生活在樂歌中。樂歌就是樂語，日常的語言是太平凡了．不夠鄭重，不夠強調。明白了這種“樂語”，才能明白獻詩和賦詩。
但這僅僅只是“詩言志”的第一層含義。在《詩言志》篇第四節《作詩言志》中，朱先生說：“清代袁枚也算得一個文壇革命家．論詩也以性靈為主，到了他才將“詩言志”的意義又擴展了一步，差不離和陸機的“詩緣情”并為一談。他在《與邵厚庵太守論杜茶村文書》中說道：詩言志。勞人思婦都可以言，《三百篇》不盡學者作也。(《小倉山房文集》十九)勞人思婦都是在“言志”，這是前人不曾說過的�？墒窃凇峨S園詩話》一文里他又道：《三百篇》半是勞人思婦率意言情之事。那么，他所謂“言志”，“言情”只是一個意義了。這是將“詩言志”的意義第三次引申．包括了“歌食、歌事”和哀樂之心朱先生由遠及近。縱向分析，將“詩言志”的本義。引申義厘清。同時這一詩學的古老命題．讓朱先生通俗簡明的話語說清了。
二、定量分析法、
“比興”是詩歌批評史上的重要術語。此二字．尤其是“興”字向無確解。朱先生對《毛傳》釋“興”諸例作精確統計和嚴密考析后說：“《毛傳》(興也的‘興’有兩個意義，一是發端。一是譬喻；這兩個意義合在一塊兒才是‘興’)”。“前人沒有注意‘興’的兩重義，因此纏夾不已。他們多不敢直說興是譬喻，想著那么一來便與比無別了。”他以為．所謂“比”就是“興以外的譬喻。”
在《比興》篇第一節《毛詩鄭箋釋興》中．朱自清先生對《毛詩》中有“興也”的出現作了統計：“興也”共一百十六篇．占全詩(三0五篇)百分之三十八�！秶L》一百六十篇中有興詩七十二；《小雅》七十四篇中就有三十八，比較最多；《大雅》三十一篇中只有四篇；《頌》四十篇中只有兩篇，比較最少�！睹珎鳌返�“興也”，通例注在首章次旬下，《關雎》篇首章云：“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興也”便在“在河之洲”下但也有在首句或三句、四句下的。一百十六篇中，發興于首章次句下的共一百零二篇．于首章句下的共三篇。于首章三句下共八篇，于首章四句下的共二篇即《漢廣》、《桑柔》。在精確的的數字下，朱先生對《毛傳》的“興”有結論：即“興也”的“興”有兩個意義．一是發端．一是譬喻．這兩個意義合在一塊兒才是“興”
為了能有更加可靠的證據．朱先生又對“興”義進一步溯源，參考勞孝輿《春秋詩話》對《左傳》了然于心后的一番計算：《左傳》所記賦詩，見于今本的《詩經》共五十三篇；《國風》二十五，《小雅》二十六，《大雅》一，《頌》一。引詩共八十四篇：《國風》二十六，《小雅》二十三，《大雅》十八，《頌》十七。重見者均不計。再將兩項合計，再去其重復的，共有一百二十三篇：《國風》四十六，《小雅》四十一，《大雅》十九，《頌》十七，占全詩三分之一強．可見“詩三百”為時流行之盛之廣了賦詩各篇中《毛傳》定為興詩的二十六，引詩中二十一；兩項合計，去重復，共四十篇，占興詩全數三分之一弱。賦詩顯用喻義的九篇。有七篇興詩。引詩顯用喻義的十篇，有五篇興詩。
經過定量分析后，朱先生舉《左傳》明言喻義而與《毛詩》相合的五篇為例對興義進行溯源
例如文公七年《傳》云：宋成公卒，……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日：“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陰矣。葛墓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按《葛蒜·序》、《傳》云：《葛蒹》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綿綿葛墓，在河之滸。(興也，綿綿．長不絕之貌。水崖日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兄弟之道已相遠矣)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從《左傳》中的引詩與《毛詩》中比興相互關聯，朱先生得出：《毛詩》比興受到《左傳》的影響。但春秋時賦詩引詩，是即景生情的，在彼此晤對的背景下，盡管斷章取義．還是親切易曉，《毛詩》一律用賦詩引詩的方法，卻沒了那背景。所以有時便令人覺得無中生有了。《鄭箋》力求系統化，力求泯去斷章的痕跡，但根本態度與《毛傳》同．所以也還不免無中生有的毛病。
三、以一馭萬
朱自清先生在《詩言志辨》的《詩教篇》與《正變篇》中分別闡述《詩》教在六藝之教中的地位，及引《詩》證《詩》教用途，考辨《詩》教的淵源，在《正變篇》中考辨鄭玄風雅正變論以至發展為詩體正變論的縱向走勢
首先，在《六藝之教》中，朱先生提出“詩教”一詞最早來源于《禮記·經解》，而當時鄭玄在《經典釋文》說《詩》是六藝之教之一。同時《淮南子·泰族》篇也論六藝之教卻不同于《禮記》．但《淮南子·泰族》篇“詩風”和“上教”含混。到西漢時．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玉杯》篇將六藝分為“《詩》《書》”、“《禮》《樂》”、“《易》《春秋》”三科，又說“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可見并不特別注重詩教和《淮南子．泰族》、《經解》篇是相同的。董仲舒承用舊式六經的次序而分《詩》《書》、《禮》《樂》、《易》《春秋》為三科。合于傳統的發展．西漢今文學序列六藝，大致都依照傳的次第這次第的根據是六學發展的歷史。后來古文學興，古文學根據六藝產生的時代重新排它們的次序。即《漢書．藝文志》中六藝的次序為《易》、《書》、《詩》、《禮》、《樂》、《春秋》�！对娊洝贩旁诘谌�。究其原因是西漢陰陽五行說極盛，漢儒本重通經致用。這正是當時的大用．大家都偏向那個方向去況且當時整個六學也多少都和陰陽五行說牽連．竭力發揮一般的政教作用。
其次，在《著述引詩》中，朱自清先生開篇說：言語引《詩》，春秋時始見，《左傳》里記載極多，私家著述從《論語》創始；著述引《詩》，也是從《論語》起始。以后《墨子》和《孟子》也常引《詩》，而《茍子》引《詩》獨多�！镀堊印芬对姟烦Ｔ谝欢巫h論之后，作證斷之用，也比前人一貫。茍子影響漢儒最大．漢儒著述里引《詩》也是學他的樣子，漢人的《詩》教，他該算是開山祖師。接著漢人著述引《詩》，當推劉向為最。而劉向的用意無非要“使為法者章顯，為戒者著明”。再次，是阮元著述引《詩》宣揚德教，而且阮元只概括地舉出“政治言行”．然而其他論著引《詩》為宣揚德教。朱自清先生概括為引《詩》也是斷章取義的作證，引《詩》可以說明人事如德教、政治、學養也有論天道，更有引《詩》以述史事，明制度，記風俗，明天地理
第三，《正變篇》由考辨鄭玄風雅正變論引到用其解詩次及評詩、作詩再到論“文”。按朱自清先生的理解：“風雅正變”是解鄭玄《詩譜序》，說第一審樂知政，第二是知人論世．第三是美刺，最后是變風變雅。而變風變雅的原義，是孔穎達《詩大序疏》中的“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變’就是達于事變”而風雅正變的首創者鄭玄綜合審樂知政，知人論世，美刺．變風變雅來組成詩論系統。但此詩論系統的支柱“正變”說未能圓滿完成。且“風雅正經”和“變風變雅”無確切的區分。為此朱先生依據《說文解字》、《淮南子．汜論》、《易．系辭傳》《漢書．天文志》等著作中分析得到詩的正變在乎所美刺的政教．“風雅正經”固然“為法者彰顯”，“變風變雅”也“為戒者著明”綜上所述，朱自清先生之《詩言志辨》，以文學批評的角度論述詩學。運用征引法、定量分析、以一馭萬法等方法來架構文本。以大量翔實的史料論證“詩言志”。為中國古典文學批評史添一瑰寶。予后學之人以啟迪．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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