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經濟發展的若干思考
在“創新”被越來越多地看作獲取競爭優勢的基本途徑和關鍵的情況下，如何促進創新已成為企業、區域乃至國家在制定發展戰略及相關政策中必須考慮的重要內容了。以下是yjbys小編為您整理的，希望能提供幫助。
摘要：本文在明確知識的本體地位的基礎上指出，在經濟發展中對“創新”的強調不僅僅是策略上的變化，更多地意味著對經濟系統和經濟發展過程的理解上的根本性改變，是從阿爾弗雷德·馬歇爾開創的新古典經濟學傳統向約瑟夫·熊彼特經濟學的轉變�；谶@一理論轉變，在經濟發展中，重要的不再是生產能力、產值等的增長，最根本的應該是新知識的創造、獲取和利用等能力的增長。
關鍵詞：知識視角;創新;經濟發展;經濟系統
一、馬歇爾還是熊彼特
在“創新”被越來越多地看作獲取競爭優勢的基本途徑和關鍵的情況下，如何促進創新已成為企業、區域乃至國家在制定發展戰略及相關政策中必須考慮的重要內容了。然而，在經濟理論中，盡管約瑟夫·熊彼特早在1912年就提出了“創新是經濟發展的根本”的觀點，但這一思想卻長期處于“引而不用”的尷尬境地。究其原因，這主要是由于該思想難以通過占據主流的新古典經濟理論加以表達。因為熊彼特意義上的“創新”是執行“新的組合”，是“創造性破壞”，因而以“創新”為基礎的經濟發展就應該是一個不連續、非均衡的過程。
與此不同的是，新古典經濟學的開創者阿爾弗雷?德·馬歇爾卻信奉“自然不能飛躍”的格言，強調“連續原理”的重要性，認為經濟發展是一個連續、漸進的過程。恰是馬歇爾的這種“連續性”假定為微積分等形式化工具在經濟學中的使用創造了條件，也在很大程度上為新古典經濟學在后來與其他的經濟學分支的競爭中勝出，并成為經濟學的主流奠定了基礎。
盡管阿爾弗雷德·馬歇爾在其《經濟學原理》第8版的“序言”中曾明確表示，“經濟學家的目標應當在于經濟生物學，而不是經濟力學”，但在后來的發展中，新古典經濟學卻明顯地受到了20世紀初物理學的影響，尤以受馬赫哲學的影響最深，因而在馬歇爾強調“連續原理”的基礎上，進一步地將經濟系統類比于經典力學系統，將經濟增長看作連續、漸進甚至是可還原的過程。
尤其是在20世紀初的發展中，新古典經濟學極力模仿經典力學，通過理性選擇、原子假設、完全信息和完全知識、制度不相關等一系列假設來刻畫經濟環境與人類行為，引入“均衡”等物理學用語，抽象掉人類行為的意義、目的等價值關系，最終只剩下財富與財富的交換關系，進而以此為中心和出發點形成平衡關系，在函數關系中尋求“純粹”經濟學的基礎。這就使新古典經濟學擁有了漂亮的形式化表達，并因此贏得了“社會科學的皇冠”的美譽，成為了經濟學的主流。
新古典經濟學也因此成為了一門“只見物不見人”的“自然科學式”的社會科學，經濟增長被看作一個需要不斷地增加物質要素投入的過程。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增長的原因只能來自于外部，資源稟賦、地理區位、投資和外生的技術進步等因而都曾被看作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或關鍵。
然而，當我們在更廣闊的范圍內尋找經濟增長的原因時，卻發現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不可能最終來自于這個星球之外，對經濟增長原因的尋找最終只能面向我們所處的這個經濟社會系統內部。同時，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中大量存在的外生變量不僅說明了其理論的不完善，而且各國的經濟增長實踐也表明，新古典理論所強調的那些因素并非經濟增長的唯一或真正原因，這些因素背后往往還有更深刻的原因或因素在起作用。即便將經濟增長的實現看成需要諸多特定政策和條件共同作用的過程，這些理論仍都存在大量的理論和現實上的反例，尤其是難以解釋類似甚至相同條件下經濟發展程度和發展方式、道路等的差異。
換言之，經濟發展的實踐和理論總結的確使我們看到了很多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和經濟發展的原則，然而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似乎還沒有準備好某個線索，從而使我們能夠將這些影響因素、發展原則聯系在一起或組織在同一個理論框架之內，以逃脫在經濟增長本原解釋上非此即彼的尷尬境地。
與上述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熊彼特對經濟發展過程的解釋。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熊彼特用“生產力量的組合”概念來解釋生產過程，將“生產”看作“不同的生產力量”的組合，將“發展”看作“執行新的組合”，是“從內部自行發生的變化”。這就為“創新”留下了理論空間。而這些“新的組合”就是“創新”，是由有著建立“私人王國”的欲望、征服意志、自我實現欲望以及享受創造樂趣的企業家來完成的。熊彼特的這種解釋不僅明確了人和人的創造性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主導性，而且他還認為，這些“新組合”與原來的生產組合之間的變遷并不存在可無限細分的漸進過程，只能是以跳躍或驟變的方式來實現。在另一篇未發表的論文《發展》中，熊彼特更加明確地闡述了“創新”、“不確定性”、“驟變或跳躍”與“發展”之間的必然聯系。
顯然，不僅是在連續與非連續、均衡與非均衡等問題上，而且是在對經濟發展過程和經濟系統本質的認識上，熊彼特和馬歇爾之間存在著本質的差別，其矛盾是無法彌和的。因此，如果要全面地轉向“創新”戰略，我們就有必要為這種轉變準備好一套與新古典經濟理論截然不同的認識體系和分析工具。
二、轉向知識視角
即便是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不完善和對經濟發展實踐的觀察使我們更多地傾向于熊彼特和他的“創新理論”，但這并不能說明熊彼特在理論上取得了對馬歇爾的徹底勝利。這種勝利的取得只能來自從更為基礎層次概念出發的理論說明。因此，我們有必要從哲學層次上深入檢討兩種經濟學對經濟系統及經濟發展的理論認識。
首先，從本體論的層次上講，物質和能量已經不再是世界唯一的本原，數據、信息和知識的本體地位已逐步得到了承認。從信息論的角度講，“信息是人們適應外部世界，并使這種適應反作用于外部世界的過程中，同外部世界進行互換內容的名稱”，是與“物質”、“能量”同一層次的、最基本的概念。任何組織所以能夠維持自身的內在穩定性，是由于它具有取得、使用、保持和傳遞信息的方法。
從這個角度上講，經濟系統、組織和個人都是信息生產、獲取、傳遞、加工處理和使用的開放系統。卡爾·波普爾提出了“三個世界”的觀點：物理對象或物理狀態的世界稱為“世界1”，心靈世界或心靈狀態的世界稱為“世界2”，“世界3”是智性之物的世界，即客觀意義上的觀念的世界，它是可能的思想客體的世界：自在的理論及其邏輯關系、自在的論證、自在的問題情境等的世界。
而且，“世界1”和“世界3”只能通過主觀經驗或個人經驗的世界，即“世界2”相互作用。馬克思·H·布瓦索進一步明確了數據、信息與知識之間的關系：數據本身可被認為是能量現象，將我們作為認識主體和外部世界聯系起來;信息是從數據中抽象出來的，使我們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事物或采取行動;知識則是對我們作為認識和行動主體的內在意向狀態進行的描述，是關于世界或其中某些部分的認識，是或多或少可牢固掌握和支配的，可使我們隨時在信念的基礎上采取行動，且這些意向狀態受到信息抽象的修正。就社會經濟系統而言，生產是數據的轉化，交換是數據擴散和積累的先決條件，而信息流動受物質規律制約，并總在尋找節約信息成本的方式，組織、制度的出現則是由社會制度中信息的流動決定的。因此，有效地利用信息是組織制度(包括市場)的效率根源。
就此而言，新古典經濟學的本體論基礎是不牢靠的。因為局限于建立之初自然科學和哲學等的發展，新古典經濟學更多的是將“物”看作為世界的本原，其認識對象是“物”。即便其中存在對“人”的描述或研究，其目的最終卻在于實現“人的物化”，即抽象掉作為經濟行為主體和認識主體的人背后的價值觀、文化等特殊性，從而消除人與人之間的具體差別，使人和“物”一樣，都服從于某種自然規律，成為行為可預測的、對外界變化做出機械反應的“機器”。然而，由上述可知，不僅物質和能量，而且信息和知識同樣具有本體地位，更為重要的是，“世界1”和“世界3”并不直接發生聯系，只能通過“世界2"，因而只能通過人的認識活動相互作用。因此，即便不是以“信息”或“知識”作為經濟學研究的基本線索和對象，至少僅以“物”為對象的經濟學是不完全的。
其次，從認識論的層次上講，即便世界是客觀存在的，但只有我們感知時，才形成對它的認知，它才與我們的認知世界產生聯系。而且，外部世界與我們的認知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絕對的一一映射關系。就對經濟系統的理解認識而言，這首先是從能夠感知客觀世界的個人開始的。人們通過一定的認知模式、結構來獲取、識別和理解信息，而認知結構則主要是通過我們與他人的社會聯系獲得。而且，認知有其文化特殊性，我們已接受的概念框架可以反映出我們繼承的文化、社會模式和成規。在不同文化中成長起來的個人可以從周圍世界中學到極不相同的處理信息的法則。因此，文化、道德等非正式制度和一系列的正式制度不僅會影響人們的認知結構，而且制度本身在人的認知和行為過程中還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不僅如此，處于不同階段、不同環境的個人往往會由于領悟的差異而形成不同觀念，從而造成其行為的不連續。同時，人腦的信息加工過程在時間上也存在不連續性，從而保證不發生信息處理中樞的“擁塞”，但這也造成了人的理性的有限性，進而使得人們并非僅依靠個人理性來引導他在一個他無力充分理解的復雜環境中行動，還需要通過各種技術、市場、制度、組織等方式來獲取、處理和使用信息，通過不同的機制來處理已有的知識和獲取新的知識，延伸我們的理性。由此可見，對人和人的認知行為的理解才應該是包括經濟學在內的社會科學真正的邏輯起點。
恰如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指出，在勞動分工背后更為基礎和重要的是“知識分工”，如何以及是否有效率地使用“知識”決定了社會經濟的組織方式及其績效。因此，經濟學的中心問題應該是行為主體如何獲得和利用有關知識，經濟學理論的任務在于解釋一種整體性的經濟活動秩序是如何實現的。
就此而言，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即便是客觀的，但同時也是個人的、主觀的，難以避免主觀因素的作用和存在。然而，無論是作為新古典經濟學開創者的阿爾弗雷德·馬歇爾，還是其后繼者，無疑都深受以客觀主義、對完全確知的知識的執迷和還原論為基本特征的實證主義哲學的影響。恰是這種哲學基礎造成了新古典經濟學在認識論層次上的缺陷。當然，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新古典經濟學家們為什么總是試圖通過抽象掉作為認識和行為主體的人這一真正的社會科學研究對象，建立以“物”與“物”的純粹的“客觀”關系為核心的理論體系，從而達到獲取關于經濟系統的完全確知的知識的目的了。
相對而言，熊彼特不僅明確了人和人的創造性行為在經濟發展中的核心地位，而且在《發展》一文中，他已經意識到了以“新奇性”為內核的“不確定性”的理論價值。而“不確定性”和“信息”概念在信息論中有著直接的聯系：信息是不確定性的負量度。因此，盡管熊彼特本人并沒有沿著這一線索繼續走下去，而是仍主要地關注經濟學這一具體學科，但這至少說明了熊彼特的“創新理論”與基于信息和知識視角對經濟發展過程和經濟系統的理解之間存在著內在一致性。
同時，本文要特別強調的是，盡管在經濟學中，亞當·斯密和馬歇爾早就意識到了邊干邊學、生產經驗和專業知識積累等對技術創新的重要性，到1980年代中期更出現了以保羅·羅默、小羅伯特·盧卡斯等為代表的重視對知識外溢、人力資本投資、研發、收益遞增、分工與專業化、邊干邊學等問題研究的“新增長理論”。然而，這些理論中的“知識”更多地被與物質要素等同看待，未明確二者間的本質差別。而本文所講的信息和知識更多地是從哲學角度的理解，明確了信息、知識和物質屬于不同的“世界”。
三、創新與經濟發展的知識本質
從知識的視角，經濟系統的運行、創新和經濟發展等都可以理解為“知識現象”。就經濟系統而言，以勞動分工的形式組織社會生產是其基本特征，而在勞動分工的背后是知識分工。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所掌握的往往只是他所在的那些生產或交易環節的知識。在技術知識中，部分是肌肉動作和各種人體感官的運用，存在于潛意識中，是不可交流的，只能通過訓練才能掌握。這是個人的默會知識。
在另一部分可交流的知識中，適于大規模交流的外明知識成為了通用性(共同)知識，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則不適于大規模的交流，往往是在小范圍內傳播。而且，在知識分工的環境中，一個人不僅要知道一定的技術知識，還必須知道如何與其他人交流信息以協調生產經營活動，即需要擁有一定的制度知識。制度知識不僅必須是關于如何協調分工的知識，同時還必須是所有參與分工協作的人的共同知識。只有這樣，個體間的交流才會成為可能。當然，由于信息成本的存在，制度知識同樣是有層次性的，部分是整個社會的共同知識，部分只是某個組織的共同知識，并仍有部分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知識。
在社會生產過程中，分工和協作就像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如果在將各種“生產力量”看作不同的知識的使用能力的基礎上，借用熊彼特“將生產看作不同的生產力量的組合”的思想，那么生產就可以理解為對不同知識及其使用能力的組合。問題是這種組合是如何實現的呢?
這首先是個人層次的組合，即個人掌握和使用多種知識。但由于個人時間、精力和理性等的有限性，個人不可能完成大規模和大范圍的知識組合和使用，而只能從事小范圍、小規模的生產交易活動。要出現大規模、大范圍的生產交易活動，一個直接的策略就是增加參與者。但簡單地堆砌除了增加通訊和溝通等帶來的“擁塞”問題之外，并不能帶來更多的效果。這還需要以某種結構地方式來組合各種知識和掌握這些知識的個人，即需要組織、市場、制度環境和技術、機械設備等。
從歷史上來看，知識最初一般來自于經驗。這種經驗性知識最初是由個人掌握并使用的，但通過不斷地正規化、知識化和物質化，經驗性技術逐步成為普遍認可的操作規則和機械設備，規定和縮小了人們的生產活動方式的選擇方向和范圍，從而減少了生產過程中與技術有關的信息量和知識量。而市場、組織、具體的制度安排、制度環境和制度結構都具有制度含義，不僅都表達了一定的信息和知識，而且還規定了信息和知識獲取、加工處理和使用的程序。
只是其中所隱含的信息和知識的性質、分布及其范圍是不同的，適宜于以不同的方式加以處理和使用。一般而言，市場適宜處理分散、不連續的信息和知識，而組織則適宜于依靠層級結構來處理連續的信息和知識。因此，各種正規化的技術、技術物質化而形成的資本品、制度等，屬于不同類型的信息和知識的“包裹”、“模塊”或“知識價值的容器”，都是節約地利用信息和知識的方式�；蛘哒f，這些都是異質性知識的耦合機制，經濟系統的正常運行必須為各類知識無論是技術知識還是制度知識的耦合提供了可能。
知識的增長、更新與分工深化、經濟增長總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知識的增長、更新主要是以勞動分工為條件，并通過勞動分工實現。很顯然，不存在勞動分工，也就不存在交易行為，我們就只需要有關物品本身的信息和知識，而無需有關交易的信息和知識。而且，盡管知識具有自我成長的能力，但在這種情況下，知識的增長卻是極其緩慢的。而在勞動分工條件下，分工導致了勞動者的“熟能生巧”，從而引發了技術創新和機器的發明。因為分工使勞動者把注意力集中于較少的操作上，縮小了個人處理的信息領域，使勞動者對所使用、生產或交易的物品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進而提高了其個人的信息處理能力和知識的使用能力，并最終導致更為節省的生產、交易方式的產生，并意味著新知識的產生。
當然，這里所說的“新知識”的出現，不僅指出現新的原創性的外明知識，還包括已有知識的新的使用方向、使用和組合方法等，成為得到社會認可的知識的重新耦合，即這里的出現“新知識”就是熊彼特意義上的“創新”。而這又往往是以新技術、新機器、新組織等方式加以體現。與此同時，原有的部分知識被新知識替代、證偽，或部分知識，尤其是部分作為特殊技能的內隱知識被物化在機械設備中了，從而導致了資本品及知識的新陳代謝。由此可見，創新在實質上就是知識的創新，經濟發展就是知識的自我成長和新陳代謝。
四、結語
本文在吸收哲學的本體論和知識論發展的新成果的基礎上，強調了占據經濟學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與強調“創新”的熊彼特經濟學之間的根本性差異，并指出這種差異來自于對經濟系統運行、經濟發展等的本質的理解，因而是難以彌合的。由于新古典經濟學在經濟學中長期占據主流地位，并對各國的經濟政策制定產生著決定性影響，因此要將經濟政策和發展策略的重點轉向以促進創新為主，那么在經濟理論上就必須完成從新古典經濟學向熊彼特經濟學的轉變。
從知識視角對熊彼特經濟發展的思想進行重新解讀，不僅契合了現代經濟向知識經濟轉變的現實，還為邏輯一致地理解經濟系統的運行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可能，為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個基本原則：持續地提高獲取、處理和使用信息和知識的效率及能力。從這個原則出發，增加資本積累和投資、技術進步、制度變革、加強基礎建設、提高教育水平等都是提高上述能力的可能方式之一。
然而，這些方式只是可能的途徑，它們是否有效，從靜態角度來看，關鍵在于這些措施能否帶來或轉化為新的利用信息和知識的能力。而這些轉換途徑能否持續地發揮效力，不僅要看這些措施帶來的新能力與原有的能力系統是否相容、是否有效地實現了對接，更為關鍵的是，它是否導致了知識創新螺旋式地循環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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