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轉軌中的多元化產權與產權多元化

經濟轉軌中的多元化產權與產權多元化

內容摘要：宏觀層面，經濟轉軌伴隨著企業多元化產權的演進；微觀層面，企業制度攀升伴隨著企業產權多元化的變遷，但這兩個層面在現有文獻中往往是分開研究，缺少同一的分析框架。本文通過把企業按產權性質劃分為集體企業與私人企業，分別探討了二者的產權多元化的路徑形成，并以企業制度變遷與信息經濟學范式為工具，同一了宏觀層面上的多元化產權與微觀層面上的產權多元化。
　　關鍵詞：多元化產權 產權多元化 經濟轉軌 企業制度
　　
　　在我國經濟轉軌過程中，伴隨著企業產權結構的各種變化。固然國有企業產權及這種產權結構所引起題目一度成為熱門，引起很多學者的留意，但也應該留意到，隨著經濟發展，越來越多產權明確的企業（如業主制企業）分散其產權，對產權進行多元化處理的現象也越來越普遍。從國有企業明晰產權的改革方向，到私人企業（包括部分國有企業）擴大所有權進行多元化與社會化嘗試，企業產權在經濟轉軌進程中始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轉軌經濟中，一方面是集體產權結構的體制改革式演進，另一方面是個體產權結構的市場競爭式演進，組成了當前宏觀層面的多元化產權，然而這種宏觀多元化產權與微觀產權多元化模式缺少同一的分析框架。本文從企業制度和經濟轉軌兩個維度，以信息經濟學范式為工具，考察當前微觀企業的產權多元化與宏觀層面的多元化產權現象；更多關注被忽視了的、在經濟中大量存在的業主制企業產權多樣化題目，同時回顧了國有產權多元化的形成。通過對企業進行私人企業與集體企業的產權多元化路徑的演化考察，搭建信息經濟學分析框架，同一了宏觀層面上的多元化產權與微觀層面上的產權多元化。
　　
　　經濟轉軌中多元化產權的現實基礎
　　
　　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要參與者，是產權的主要物質載體，同時產權又是一個集合，從而會產生多元化的主體與載體，本文只討論微觀企業產權多元化和由其演繹出的宏觀多元化產權題目。
　　
　　（一）市場企業制度分類
　　從企業理論與轉軌經濟中的現實情況來看，具有代表性的市場企業制度主要有以下三種：業主制。其物質載體是小規模企業組織，在業主制企業中，出資人經營權與所有權合一，即所謂的古典企業制度。由于產權明確，不存在委托代理題目，業主具有最大化企業利潤的動力，使得業主制這一最古老的企業制度延續至今。合伙制。這是一種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共同投資，并分享剩余、共同監視和治理的企業制度。單個業主的所有權有所分割，分散投資風險。但合伙人之間可能出現的道德風險，使合伙制企業一般都局限于較小的合伙范圍，以小規模企業居多。公司制�，F代公司制企業的主要形式是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由于信息不對稱，存在著委托代理題目，而所有者（股東）過多，可能導致所有者缺位。
　　
　�。ǘ�）企業制度與私營企業產權多元化的路徑形成
　　從信息機制角度來考察，業主制是最具有效率的組織形式；從增長角度看，業主制企業資本來源有限，規模易受限制，同時所有者要對企業的全部債務承擔無窮責任，經營風險大，企業存續期限短。公司制則是信息效率最差的一種機制，但公司制使企業的資本來源廣泛，使大規模生產成為可能，出資人對公司只負有限責任，投資風險相對降低。合伙制在一般情形下處于兩者之間。對于不同外生環境約束與不同企業家異質性，使得目前市場上三種所有權角度劃分的企業都大量存在。而單一企業在產權實現形式上也采取不同種類的結合形式，這種在保持控制權不變的情況下企業產權細分出的多元化情況，當前文獻探討未幾。本文從產權重要方面的剩余索取權來考察這種企業產權多元化情形。剩余索取權的實現形式在轉軌過程中漸趨豐富，其現實基礎仍然是多種企業制度形式的現實并存，如表１。在控制權不變的情況下，剩余索取權隨著企業制度的攀升而改變，單一企業在產權多元化的過程中，決定于企業制度的選擇。
　　市場競爭對企業規模的要求，若突破了原有企業制度的要求，則意味著剩余索取權的改變，從而對產權多元化起重要作用。在一個企業規模多層次的經濟系統內，競爭促進企業在層次之間的轉換，內生了剩余索取權形式多元化，進而導致單個企業的制度變遷與產權多元化。在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對剩余索取權的分配也從傳統按勞分配的機制，轉向按要素分配等多種分配機制并存狀態，如圖1所示。這種轉向，是與內生于轉型過程中企業產權多元化的互促形成的。從宏觀角度看，多元化產權的現實并存，使得轉軌經濟中的企業剩余索取權呈現出多層面的相互交叉，而收進分配所體現的剩余索取權，在企業內部勞動資本比例變化，以及外部資本引進機制建全程度的相互作用下，在企業控制權不變的情況下，決定了微觀企業產權的剩余索取權方面，完成了一次產權多元化過程。
　　
　　（三）我國國企產權多元化的形成路徑
　　然而我國國有企業的產權多元化則是另一條線索，與內生于市場的私營企業產權制度的攀升路徑不同，其產權多元化是在企業走進市場過程中產生的。從國有企業的產權多元化改革的歷史來看，發端于英國，以1979年英國政府出售石油公司中5％的國有股份，正式退出控股地位為標志；而1984年英國電訊公司被公然出售的個案，則被視為多元化改革全面展開的分水嶺，由于在此案中，通過在世界上各主要證券市場公然發行股票的方式，大約有230萬人購買了該公司的股票，成交額近40億英鎊，英國國有企業的產權多元化改革規模盛大，效果明顯，從而引起了全世界的廣泛關注，紛紛加進產權多元化改革行列（紀豐偉，2004）。但這一種通過資本市場進行國有企業產權多元化的線索，顯然不完全符合我國的情況。
　
　　與發達國家相反，正是由于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革，才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我國的證券市場，比如我國最早發行股票是在1984年的北京天橋百貨股份有限公司，直到1988年前后在上海和深圳出現了地區性的股票交易，1990年12月后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才相繼開業，拉開了中國股票交易的序幕。1992年，中國證券監視治理委員會正式成立，方才使中國的股票交易逐漸走上了正規化和法制化的軌道。由此可見，我國事實經濟領域的產權多元化，資本市場一開始并非是重要的，無論是集體農場制的土地經營權下放，還是民營經濟的興起，都打破了微觀層面的集體產權與宏觀層面的集體經濟獨大的局面。國有企業從計劃走向市場，正是通過宏觀層面的產權（確切地說是下放控制權）多元化改革，促進社會資本化程度，反過來進一步創造和完善微觀主體走向市場的客觀環境(促進了資本市場的完善)。從這個角度說，社會資本化程度至少在初始條件下，不應該作為國有企業產權多元化的決定性原因，而從關注信息的契約文獻出發，才有可能搭建一個同一的產權多元化宏微觀并存的分析框架。
　　
　　經濟轉軌中企業產權多元化的決定
　　
　　固然史正富(2002)是從企業剩余所有權的角度拓展勞動力價值論，但是借助于史正富的分析框架，可以發現，社會資本化程度與勞動資本化程度同時也是經濟轉軌過程中的兩個重要特點（圖１）。這一轉軌過程伴隨著產權演進，利用徐傳諶、劉凌波（2007）的企業契約范式，本文用圖2顯示了這一路徑。
　　若假設傳統計劃經濟中企業僅存有集體（或國有產權，下同）產權，結合轉軌改革過程中的事實梳理，可以發現產權多元化是一個產權擴散的階段。楊燦明（2001）指出以往對國有經濟的研究暗含同一產權結構的假設條件，但事實上社會經濟中存在的公有與私有兩種不同的產權結構，根據楊燦明這一觀點，計劃經濟時候，可以以為我國大多數企業處于Ⅴ與Ⅵ區，以集權產權為主，虛線表示或有交叉性產權區域，這樣就能較好的解決集體產權為主導、私有經濟事實存在的情形。 　　處于此區域的產權最重要的一個特點就是所有者在事實與法理上的不一致導致產權模糊，比如資本所有者缺位，因而改革開放后我國進行了一系列的經濟體制改革與調整，其中產權改革是核心；同時，我國個體與民營經濟也日益增長，以鄉鎮企業為代表的私營經濟（業主制與合伙制企業）主要處于Ⅰ與Ⅱ區，這符合市場經濟成長的企業演進。1992年后，集體產權企業改革的方向是推行公司制，建立“產權清楚，權責明確，政企分開，治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同時股份制改革是企業的產權回股東所有，通過職業經理人代理國有企業，并根據市場需求調整投資方向，企業的效率主要通過市場來評價。對于這種集體產權的改革方式，王開明（2004）總結為宏觀層面上的多元化產權與微觀層面上的產權多元化。但對于個體產權多元化之路，則由市場進行安排。
　　隨著我國經濟總量與市場化進程的加快，與國有企業一樣，很多傳統業主制與合伙制企業也日漸壯大，并向現代企業制度攀升。在這個轉軌過程中，業主制的產權上風讓位于產權多元化帶來的規模經濟，而集體產權的信息劣勢讓位于放權（即多元化）帶來的信息上風；前者決定了私營經濟在市場競爭中的走向，后者決定了集體企業在開放市場中生存的選擇。官民兩股產權結構，沿著企業制度線索的產權組合，反向演化，接進成熟市場經濟的信息與規模均衡的最優多元化產權，共同決定了我國宏觀的多元化產權與微觀企業的產權多元化。這種***度的產權走向結合市場的不完全，組成了Ⅲ、Ⅳ區域。在這兩個區域，宏觀角度企業多元化產權可以是一系列不完全契約的集合，而其微觀基礎，正是各種所有制企業通過各種渠道進行的產權多元化。
　　
　　結論
　　
　　經濟轉軌通過改變外部約束條件，為產權主體多元化提供激勵。私人企業的產權多元化可以通過所有者的企業規模偏好，利用合伙制或股票等形式引進投資者，以產權的多元化達到規模擴張的效果，產權多元化作為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而產生。有人以為，產權多元化企業的重要特征是所有財產所有者都外在于企業，并承擔有限責任，不是幾個出資者拼湊成一個合伙制的企業。本文以為，這一觀點至少在業主制私營企業的產權多元化過程中是不成立的。由于產權中的控制權與剩余索取權的分割，是業主制企業向現代企業制度演進的普遍現象，這一點打破了初始行使企業全部權利的完整性，這部分產權的讓渡，可以看作是代理本錢，收益既是風險本錢的減少也是規模成長帶來的報酬。對于集體產權，為了克服信息障礙，利用機制設置，如改制、股份制改造及利用有關資本市場等，實現產權的多元化，產權的多元化則作為一種結果而不是目的產生。集體產權企業在多元化過程中，成為個體產權的部分與私營企業的產權演進相一致。而集體企業產權多元化與個人企業產權多元化進程的不一致性，構成了當前復雜的多元化產權格式。
　　綜上，經濟轉軌中的（私人與集體）企業多元化產權的演進模式，是一個復雜的體系，本文通過企業制度的發展，結合產權的契約性質，粗略勾畫了這一模式。產權結構演進在***度情境下的考察，是當前理論缺少研究的領域。這一方面同新制度經濟學在國有企業改革方面的關注過度有關，也同從制度變遷角度對個體經濟關注不足有關。我國企業產權多元化的事實表明，在***度并存的產權結構下，下一步的國有企業改革應該夸大政策的細化與針對性。而對于私營企業的產權變化，仍需要進一步完善市場制度，通過競爭內生地安排優化產權。
　　
　　參考文獻：
　　1.韓朝華.明晰產權與規范政府[J].經濟研究，2003（2）
　　2.史正富.勞動、價值和企業所有權——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現代拓展[J]．經濟研究，2002（2）
　　3.王開明.多元化產權與產權多元化[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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