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學中的文化研究論文
文化與管理的關系是復雜的。在管理的情境因素中,文化最難把握,面對著說不清道不明的文化,即便是訓練有素的學者也難以理出其科學化的邏輯關系,難以進行類似于自然科學的實驗。別的不說,僅僅要找出一個相對不變的對照系就已經十分困難,更何談保證實驗的可重復性,所以,對文化假設進行嚴密的證偽活動幾乎不可能。這樣,就使文化研究被排斥在波普爾式的假設與驗證體系之外,只能靠經驗性證明。但是,文化研究又能夠在相當一部分學者中達成共識,形成共同的概念體系和表達方式,這也就預示著它可以被“科學革命”(類似于波普爾的證偽)所打破,所以,它又符合庫恩所說的科學范式標準。這種對立,構成了文化研究的難點,也制造了人文與科學之間的藩籬,影響了二者的相互交流。盡管有著文化人類學家的不斷努力,但總體上文化研究更趨近于人文,而管理研究更趨近于科學。
不管對文化怎樣看,它確確實實存在著,而且影響著管理活動。所以,研究管理,回避不了文化問題。正是在打通文化研究與管理研究的關系上,霍夫斯泰德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霍夫斯泰德的成果是有意義的。他以國家為單元進行文化分析,對人們從概率角度掌握以國界劃定的人群行為方式,具有宏觀參照作用。他的五個維度,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符合人們判斷不同國別人群行為模式的主要特征。至于他所用的抽樣分析方法,在學界是廣泛存在的,而且也是普遍認可的。所以,管理學界對他的觀點已經有了大量引用。盡管在他之前,從事文化研究的學者不少,成果也十分豐富,但是,霍夫斯泰德之前的文化研究,是人文與社會研究,頂多是同管理有關,卻沒有融入管理活動。所以,霍氏屬于把文化情境融入管理學研究的探索者。
但是,霍夫斯泰德的跨文化研究,只能說是在文化與管理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這座橋梁是否好用,能否做到暢通無阻,橋梁的壽命和作用到底有多大,還有待于時間檢驗。其中有些問題,不可能是霍夫斯泰德獨力能夠解決的,有待于整個管理學界不斷探索和深化。
首先,文化分析的單位如何確定。任何文化,都是群體現象,群體的范圍界定在什么地方,對文化研究至關重要。在社會學中和文化人類學中,雖然也有以國家為單位的,但是,多數文化人類學者認為國家不足以反映出文化特質,他們在研究中,往往是以族群、部落、聚居點、語言(尤其是方言)等區別劃定分析單位的。因為在人類學家看來,這種邊界更能反映出文化差異,而國家一般是文化混合體,不足以進行文化分析。在這方面,文化人類學家先行一步,社會學家緊緊跟上,已經做出了豐富的成果。而管理學家在這方面的研究明顯滯后,霍夫斯泰德是學科滯后中的先行者。所以,在管理學界,霍夫斯泰德的觀點引起了廣泛關注,然而,可能在文化人類學家看來,這種研究不過是粗淺的表象研究,距離發掘文化內核和本質還差得很遠。就拿為數不多的以國家為單位的著作來說,如果看看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或者看看林語堂的《吾國與吾民》(另一版本名為《中國人》),馬上就可以觀察到霍氏著作的單薄。
即便是在管理學界,對于是否以國家作為文化分析的單位,霍夫斯泰德也遇到了質疑。國家之間的差別,到底是文化差異為主,還是制度差異為主,一直存在爭論。對此,霍夫斯泰德一方面承認以“國家”為單元是有問題的,另一方面又反復拿布萊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的語錄“在此國為真理者,在彼國為謬誤”為自己辯解。對于到底是國家制度還是國家文化起決定作用,他的回答是不理解文化就無法理解制度。這些,作為一般的論爭依據是可以用的,但卻缺乏學術的嚴密性。不過,從現實講,管理是有國界的,而且管理中間的文化差別,更鮮明地表現為國家差別,所以,霍夫斯泰德選定國家作為研究單位,表現出他確實有著幾分無奈,有著為了滿足管理實踐要求的不得已。至于說不以國家為單位就難以獲得相關資料和數據,在學術上是站不住腳的。文化人類學已經有了許多行之有效的、不以國家為單位的田野研究方法。只能說,霍氏從事的是管理學研究,而不是文化人類學研究,如此而已。
正因為霍夫斯泰德是從管理學出發,所以,他的分析維度和模式化結構,存在一定的不足。霍氏的所有理論,都建立在問卷調查的基礎上,然而問卷方法僅僅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一種,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且不說問卷的設計誘導、填寫問卷的掩飾回避等等問題,即便是十分完善的問卷,也往往會出現以假設生成問卷、以問卷證明假設的自證循環。更重要的是,問卷方式實際上進行的是要素調查,很難進行要素之間的關系研究。按照系統觀念來看,要素之間的關系,要比要素本身更重要。某一群體的文化特質,是在群體關系中定位的.,而不是根據個體具備的要素定位的。在文化要素的關系方面,社會網的研究已經有了較為全面的方法,同樣能進行細致的量化分析和模型表達。而霍夫斯泰德沒有借鑒和采納社會網的研究方法,這不能不說是一大缺憾。如果說文化人類學因其人文色彩而科學味不夠濃烈,那么社會學的社會網研究則科學化程度要高出很多,不加借鑒是說不過去的。至于文化人學中的田野方法,在霍氏這種宏觀研究中當然不便采用,但缺少了田野式的調研,就難免在具體細節上疏漏過多。
由于霍夫斯泰德沒有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積淀,所以,在他的著作中,容易引起質疑的地方相當多見。例如,在個體主義-集體主義維度上,日本的個體指數竟然高于中國一倍多,似乎日本人要比中國人更重視個人價值,而中國人比日本人更有集體意識。在陰柔氣質類型剛氣質維度上,伊朗、韓國、俄羅斯這幾個國家,竟然都屬于陰柔氣質類型,好像他們的行為方式女性味更重。在不確定性規避方面,竟然新加坡人的得分最低。如此等等,都與人們的經驗和常識不符,需要有更多的資料和更好的分析來驗證。對于中國讀者來說,不用更多的資料,僅僅靠著一般的經驗和常識,就可以看出霍夫斯泰德對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的說法有許多不足。如果讓社會學家來進行這樣的研究,恐怕在問卷的設計上就要調整,假如問卷統計確實如上所述,就需要以訪談、觀察、扎根等方法進一步驗證和校對,找出經驗感覺與調查數據的差別原因,給出更嚴密的學術解釋。
指出霍夫斯泰德的這些不足,并不是否定他的研究價值。我們要看到,從整體來看,霍夫斯泰德關于文化維度和國別分析的結論,多數還是能夠得到經驗和常識支持的。他采用的國別單位,也符合管理中常用的歸類習慣。所以,他的研究對管理實踐具有重要的參照價值。作為管理單元的人群,與作為生活單元的人群是不大一樣的。在企業管理中,文化差異比較粗放,而在社會生活中,文化差異更為細膩。作為一個經理,他迫切需要的是分清手下德國人與法國人或者英國人的顯性行為差別,而不是從情感、信仰、心理感受角度分清不同族屬和語言群體的隱性行為差別。所以,霍氏的研究,在管理學界領域無疑具有探索和開創意義,在管理思想的發展演化上值得關注,
然而超出管理學領域,我們還要看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不同學科學有不同的優勢。管理學中的文化研究,有必要在霍夫斯泰德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引進文化人類學和社會網研究,推進管理思想的擴展。上世紀30年代霍桑實驗以后,心理學和社會學進入管理學領域,使管理學登上了一個新的臺階。在跨國經營變成常態的今天,文化人類學和社會網研究進入管理學,有可能會使管理學再上一個新的臺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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